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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序》
2005/09/04 20:18:25瀏覽167|回應0|推薦1

(錄自子安宣邦著,陳瑋芬等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台北:喜瑪拉雅基金會,20037月,頁v-viii。)

 

「東亞儒學」是個不言自明的概念嗎?或者說,「東亞儒學」是個不言自明的研究客體嗎?如果有人以之為不言自明的研究客體,那麼他又怎麼樣說明「東亞儒學」這個概念呢?首先,他必須說明「東亞」作為一個地域概念,究竟包含了怎樣的範圍?此時他應該會留意到「東亞」並非具體的地理概念,無法在地圖上找著。這麼一來,他又如何能夠為連結了「東亞」與「儒學」二個詞語的「東亞儒學」下定義呢?如果將「東亞儒學」解釋為東亞諸地域受到中國儒學影響,而開展出來的儒學,那麼「東亞」這個概念,本身無形中已經受到儒學方面的限定,成為中國儒學影響所及的地域範圍。「東亞考古學」,以及「東亞美術史」等學術概念,也是同樣的情況吧!從上述的提問中,是否澄清了部分的疑惑呢?

「東亞」概念是以中國及其文化的支配範圍、傳播範圍為前提,由論述(discourse)所建構出來的地域概念。「東亞」並不是一個實體,不存在於地圖之上。當有人說「東亞儒學」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時,他已經先入為主地預設了以中國儒學為核心、由中國儒學向周邊地域發生影響的論述模式。如果某人認定「東亞儒學」是不言自明的概念,則表示了他也毫不懷疑地接受了這個論述模式。對於一九四零年代的日本帝國而言,「東亞」如果是個不言自明的概念,意味著日本人對於日本帝國作為「東亞」的政治核心、及日本帝國所希望支配的範圍都已經了然於心。

如果把「東亞儒學」當作不言自明的概念,以此為出發點所記述的東亞儒學史,將成為朝鮮、日本等周邊地域的儒學發展史,帶著向儒學核心回歸的性質。這樣的儒學史記述,以「中心─周邊」的結構關係為前提。政治上它是支配(中心)─服從(周邊)的構造,文化上就變成發源(中心)─接受(周邊)的構造。這種構造傳統稱之為「華夷秩序」,是一個中華中心主義的文化秩序、國際秩序。當「東亞儒學」被認知為不言自明的概念時,我們就被迫無條件接受中心─周邊的文化結構,與以中華帝國為核心的文化一元論。

而若我們開始質疑「東亞儒學」並非不言自明的,東亞地域的儒學便能夠成為新的研究客體、研究課題來為人所認知。進一步思量,我對日本儒家思想的考察,就是質疑既定的「東亞儒學」概念出發,一方面與日本既存的儒學論述抗爭,一方面開展我的批判性論述。我所謂既存的儒學論述,就是由日本帝國所創作的支那哲學史、所記錄的支那哲學權威論述。近代日本的支那哲學論述,就下列兩種意義而言,是雙重意義的帝國主義論述:首先,它是一種與傳統的以中華帝國為儒學核心(就發生學而言,中心便是源頭)相聯繫的學術性論述;其次,這個與儒學核心相聯繫的哲學史、儒學史,是由日本帝國的學術界所創作出來的學術性論述。這樣的支那學,可稱為日本式東洋學。日本儒學史,只能如此這般地作為支那哲學史、支那儒學史的附屬品而存在。日本的愛國主義者們不樂見日本儒學史屈居亞流,於是在《萬葉集》等文學形態中發現不同的價值,稱之為日本的民族精神。這麼一來,在研究日本儒家思想的時候,究竟能不能找到一種自律獨立的敘述,既能夠避免淪為中國儒學史的亞流,又能夠避開日本精神史的陰影?這是我所面臨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促使我在方法上作了革新。

我試圖在解釋文本的意義時,由方法上作了轉換。我仿照所謂「語言的轉換」(linguistic turn),把這種方法的轉換稱之為「論述的轉換」。意即著眼於文本的論述性,改變傳統自文本之內解讀文本意義的做法,轉而自文本外部的論述環境來加以解讀。作了這樣的轉換之後,我開始可以跳開文本與意義之間的框架,探索日本的儒學文本中所具備的獨特論述意義。從懷疑既定的「東亞儒學」概念開始,到樹立新的方法觀點來解讀儒學文本為止,本書所收諸論,紀錄了我在方法上摸索的痕跡、以及我在方法與觀點上做的新嘗試。這也是我將之命名為《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的原因。然而所謂的「批判與方法」,並不僅僅就中心─周邊的空間軸而言,發生學上的中心意指事物的起源,中心─周邊的關係就時間軸而言,也可以是始源與終結、先驅與後繼。本書所謂的「批判與方法」,對於那些由起源、中心的關係結構上思索儒學的意義、並記載成書的儒學史而言,也該是合理妥當的提問。或許這正是本書得以在中文世界刊行譯本的原因所在。

本書所收論文,多數是在台灣大學黃俊傑教授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卓越計畫之一系列研討會中,首次以中文呈現給台灣的學術界。筆者由衷感謝黃教授安排了如此具備開放性、公共性的討論環境,寬容地接納我的批判性論述,讓我有機會和台灣學者們切磋琢磨。每一次的研討會中,黃教授、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中央研究院李明輝教授等台灣的中堅學者們,都仔細聆聽我的報告,深入地和我交流討論。如果缺乏他們的真誠友誼,本書將無法順利完成,在此謹表達我衷心的謝忱。同時,我非常感謝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教授彈精竭慮,在授課、研究的餘暇將拙稿譯為流暢的中文。最後我要特別向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陳瑋芬博士致謝,她能夠充分確實地把握我的學問和思路,在許多次筆譯或口譯的場合,都適切地為我和中文世界之間,搭起了一座良好的溝通之橋。

 

子安宣邦

2003326

( 知識學習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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