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　連清吉著，《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家：內藤湖南》，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年10月，頁1-2。）

東洋的學問未以邏輯論理的思考與論述見長，然內藤湖南則是少數的例外。如以螺旋史觀考察東亞文化的發展，以歷史加上說探究中國古史傳說形成的軌跡，以通變史觀說明中國文化史的變遷等，皆為其體系化架構學問的表現。至於其所以能考鏡時代地域的異同風尚，辨明學術文化的原始本末，而成就一家之言，固然與其以中國史家的才學兼備為學問的究極有深厚的關連，但是其個人的際遇，生存的時代，生活的地域，學問的意識亦不無影響。

秋田師範畢業是內藤湖南的最高學歷，雖沒有接受大學的教育，卻也沒有所謂學派家學的束縛，乃能成就獨特的學問。上京以後的二十年雜誌編輯與記者的生涯，養成其博聞強記的根柢。至於其生存的明治時代是文明開化的時代，西化革新是時代的風尚，學問方法的突破更新也應運而生。任教大學至逝世的京都二十餘年歲月，成就了內藤的文化史學，既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守成而創新，又在對抗東京的學問意識下，融合西歐的合理主義、清朝的考證學與江戶時代的文獻主義而樹立以考證為基礎的日本近代中國學的學風。

一八九九年三月遭祝融之災，所有的藏書付之一炬，內藤湖南逕稱以往所從事者皆為雜學，今後則專心致力於中國問題的研究。一九零七年應聘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講師以來，於安定的環境下，以學者的生活，貫徹其以中國學的沉潛為天職的志向，窮究其學識與精力於東洋史的研究，凝集其學問於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文化史學。至於其在學問的研究上，則以中國的史學傳承為淵源，既以劉知幾所謂才學識的兼備為鑽研歷史的素養，又以劉向、劉歆父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為史學的方法，更以章學誠的「獨斷」為史論的依據，而成就「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究極。

內藤湖南與狩野直喜或可稱為京都近代中國學的雙璧，二人不但各有專擅──內藤湖南沉潛於東洋文化史與滿清史的研究，狩野直喜則致力於中國經學、中國文學與清朝制度史的鑽研──又開啟日本研究敦煌文物的先聲，且能為漢詩文而與當時中國的文人學者酬唱應對。故其所窮究的是能與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比肩的通儒之學。其弟子如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亦能繼承師學，既有堅實的學問素養，成就博學旁通的學問，又能優遊於詩文藝術，發揮京都中國學的學問性格，使京都的中國學得與中國北京、巴黎分庭抗禮，並列為世界漢學的中心。

遊學東瀛十餘年，嘗思於今日標榜專家的時代，京都中國學者之以通儒為極致的學問，或許是近代漢學的絕響，乃欲探究京都中國學的宗尚所在，以內藤湖南於日本近代中國學的定位為開端，考察京都中國學者為學的究竟，辨彰京都中國學派的學問傳承與發展。

連清吉　二零零四年九月序於長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