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到12世紀，中國歷史長河中出現一場令人矚目的轉折。這場波瀾壯闊的文化轉型攜蓄著巨大的能量，看起來似乎將生生不息，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引發轉變。但是，事實卻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經過沉澱和自我充實後，轉而趨向穩定、內向甚至是沉滯僵化，並在實際上滲透到整個國家，其影響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期。其原因何在？這場轉折，不僅為中國歷史之關節所在，而且是世界歷史的重要個案。

一些教科書將這個時期，即宋代中國（960-1279），描述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大城市的興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業技術的進步、貿易的發達，凡此種種，無不令人稱奇，尤其是紙幣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難以想像的。伴隨著經濟進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達於顛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以普及、文學藝術的種種成就，以及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新儒家對古代遺產的重構。宋代中國因而具有了與近代歐洲相類似的某種表徵，而且，它比歐洲要早得多。

本書卻秉持著一種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論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進並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型，不是沿著單一的軌道、經過相同的特定步驟前進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著不同的發展重心。

可想而知，將宋代中國視為「近代初期」的東西方史家是在比較史學或者說全球歷史的關照之下，將歐洲歷史當做了度量衡。因此，對於宋代，他們同樣強調經濟因素。但是，無論這些因素本身多麼重要，卻不一定能構成前近代中國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國佔據中心地位的，應當是與文化學術潮流密切相關的政治，而它們並非經濟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或者可以這樣說，宋代中國有著專制的頭腦、官僚的軀幹和平民的四肢。總體而言，官僚統治階級為經濟發展制定規則並從中受益。它不允許商人或商人利益在決策中發出強音。的確，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市帶來的縱向社會流動加入統治階級，但是，他們從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經濟背景。

不應當將宋代中國稱為「近代初期」，因為近代後期並沒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來臨之時也沒有出現。宋代是中國演進道路上，官僚社會最發達、最先進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再表面上類似歐洲人後來所謂的近代，僅此而已。

假如是這樣，那麼，為什麼在許多方面都發達和先進的宋代統治階級，沒有向更廣闊的領域繼續開拓，卻反而轉向了內向？這便是本書所要探究的核心問題。

對於許多人和事，我都懷著無比的感激。對我的妻子劉王惠箴博士，我要感謝她從未間斷的寬容和諒解；對中國燕京大學和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已故的洪業教授，我要感謝他在學術上的多方垂範；對我的母校匹茲堡大學已故的Leland D. Baldwin教授和George B. Fowler教授，我要感謝他們時常提醒我要立論持平；對哈佛大學退休教授楊聯陞先生，我要感謝他的博學多聞，在我作客坎特伯雷的數年中，他曾慷慨地給予我建議；對已故的Anatole Mazour教授和Albert E. Dien教授，我要感謝他們在史丹佛大學時給予我的鼓勵；對杜維明教授，我要感謝他源源不斷的激勵，在他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重返哈佛之前，我們曾在普林斯頓共同設計課程和從事編輯工作；我還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的Willard J. Peterson教授，他參與我的討論課程，對我的研究一直保持興趣。

我從與多位海外學者的不斷交流中獲益良多。在台北，有宋晞和王德毅教授；在北京，有鄧廣銘、王曾瑜、陳智超以及其他多位教授；在東京，有已故的青山定雄教授，和我特別要提到的斯波義信教授；最後但同樣重要的，還有京都的宮崎市定、佐伯富、竺沙雅章、梅原郁、衣川強諸教授。當然，本書的錯誤一概由我負責。

最後，我要感謝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出版部的Katherine Keenum博士，她以最大的耐心編輯本書，促其面世。我再普林斯頓東亞研究系的同事James Geiss博士也曾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許多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