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畤、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字子陽，即王吉）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根據上述《漢志》的記載，從前漢之時，就有《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所謂的三《論》鼎立。同時，先且不論題解部分未被提及的《古論》如何，上述所列舉傳《齊論》、《魯論》的學者，除了可能可以上溯到漢武帝末年的魯扶卿一人外，全部都是活躍於其後的人物。^（註七）

若欲再究其根本，可以確認的是，武帝治世以後，原本主要由齊地之學者所主講的《論語》及其教本，被稱之為《齊論》；而原本主要由魯地之學者主講的《論語》及其教本，被稱之為《魯論》。《齊論》、《魯論》之稱，與三家詩中的「齊詩」、「魯詩」之稱是完全一樣的意思。若把《齊論》、《魯論》假設為是早在漢興以前，由齊、魯之學者所編撰、傳承之文獻，將是一個很重大的錯誤。

還有就是關於三《論》異同的問題。以魏人何晏為首所編之《論語集解》序文中，內容與上述《漢書．藝文志》所既有若干重複，其說如下：

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故有《魯論》、有《齊論》。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以下，試整理所謂三《論》異同。其實事實已漸明朗，《魯論》二十篇，在體裁、內容上，與平日我們所見的《論語》二十篇相當接近，這可能性很高。《齊論》較《魯論》多出〈問王〉、〈知道〉二篇。而這二十篇與這二篇的關係，或與《孟子》七篇與外四篇的關係雷同也說不定。

《古論》將〈堯曰篇〉的「子張問於孔子」章（二十－二）獨立，又立了一篇〈子張篇〉^（註八），而其二十一篇的實際內容，與《魯論》似乎並無不同。又，根據六朝梁人皇侃之《論語義疏》序，說《古論》篇次，以今本第十篇的〈鄉黨篇〉作第二篇，今本第六篇的〈雍也篇〉作第三篇。

何晏之《集解》序還說：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此說，應是參考了左述《漢書．張禹傳》的記事：

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從上述二件記事看來，可以說於元帝、成帝之時，說張禹是因《論語》之學而顯榮貴也不為過，其所裁定之《張侯論》，是以《魯論》為主，《齊論》為從，折衷二者而成。其功罪難定，本收於《齊論》之〈問王〉、〈知道〉二篇，就是因《張侯論》之訂定與流行才遭亡佚的。又，《集解》序裡，依《張侯論》而作章句者，舉了包氏、周氏之名。包氏者，是指活躍於光武帝之時的包咸，其事跡見於《後漢書．儒林傳》。周氏，名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