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篇〉全篇都是孔子有關禮樂的發言。不待贅言，孔子類似的發言也散見其他篇章。

〈公冶長篇〉諸章，大半都是孔子對弟子及古今人物的評語。

雖然說在其他篇並非沒有若干類似的文章，但是〈鄉黨篇〉中除了最後一章外，與其說是記錄孔子日常舉動，因看法不同，其只記錄了猶如某種禮經的一個篇章之進退應對儀容。

〈子張篇〉全都是記錄孔子弟子的獨言。如果是一種單純的個別式的發言，其他也散見各篇。

記錄孔子有關孝、仁、政某一主題的發言，有些是連續出現在某一篇的各章，不過也有不是這樣的。

〈季氏篇〉的「齊景公有馬千駟」章（十六－二十二），「邦君之妻」章（十六－十四），〈微子篇〉的「大師摯適齊」章（十八－九），「周有八士」章（十八－十一）等，與孔子或者是孔門言行並無直接關係。〈鄉黨篇〉末尾的「色斯舉矣」（十－二十）及「山梁雌雉」（十－二十一）二章，或是引用《尚書》文辭長篇大論的〈堯曰篇〉首章（二十－一）等也有類似的問題。

以上，不過隨意列舉《論語》二十篇中，其記述的方法及內容上較為特異的地方，而這些事實，背後又代表著什麼意義呢？

我想，這二十篇在有些情況下，同一篇中各章的來源，必不限於來自一、二種或數種簡冊或帛書的記錄，一定是來源眾多的。而這眾多的記錄，不論是其文辭、內容、精粗、新舊等，必然不是千篇一律。而蒐集抄寫整理這些資料的人，當然也不可能是特定時期、特定派別的特定人物了。

反過來說，蒐集、整理進而增補、修定這些不同內容，又能夠傳達孔子言行、風采及孔門風氣的種種資料的工作，是一種複雜的編輯作業，《論語》它可能是這樣經歷數十年，乃至更長的歲月，幾經修正而後才及結成書的。

別因此急著下結論，以上不過是個人臆見。只是，當我們對《論語》成書經過作這樣的推測時，與上述有關《論語》一書的記述形式、內容等等所列舉的事實也有互相矛盾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