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案，一部《論語》只此（指〈子罕篇〉「牢曰」章）及「憲問恥」章舉門人之名。蓋此乃因二章為二人所自記，故自書其名，乃異於他章。徂徠因之而謂：《上論》成於琴張，《下論》成於原思，此失之也。（《論語集說》卷三，〈子罕〉第九）

很遺憾地，徂徠之說，如息軒所道破，仍不免是以管窺豹。

因為文獻不足徵，自然而然地，不只是上述弟子稱謂的問題，其他如《論語》全書的寫作風格，或是著眼於內容，探究其各篇章的特色，或其資料上的價值等的問題，都常被提出討論。

例如早一點，有伊藤仁齋之說，以《論語》前半十篇的《上論》和後半十篇的《下論》成書有別（《論語古義》總論，〈敘由〉），同樣地，太宰春台也把《論語》區分為《前論》、《後論》（《論語古訓外傳》附錄，〈論語先後編說〉），大致與仁齋所見相符。此外，清儒崔述則是特別強調《下論》後半五篇雜亂不一（《崔東壁遺書》所收，《洙泗考信錄》卷四，〈論語餘說〉）。近人方面則有武內義雄，他參考仁齋、崔述之說，進一步展開他個人所特有的、精密的文獻考證（《武內義雄全集》第一卷，《論語之研究》），還有津田左右吉氏，他除了對周漢諸書中所出現的孔子言談，以及有關他的傳說有所注目外，全書思想先後次序及其變化，更是他始終思索的問題（《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四卷，《論語與孔子的思想》），以上都是這方面具代表性的著作。^（註三）

在這裡不遑一一具體介紹，僅容一言，那就是上述先人引例雖有出入，論證方式或有深淺，所下結論也互有逕庭，這自不待言；其論述所共通之處是剔羅事例，指出這二十篇的記述，不論是體裁上，或是內容上所參差、不一貫之處；時而指出錯簡與脫字，在在都明示了《論語》各篇章之成立絕非均質篩選的事實。先人們的成就各有所示，在《論語》研究史上，皆有劃時代之業績，這應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