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0至前200年間的中國思想家，在歐洲最負盛名的，都是些倫理道德家、神秘主義者和政論家，算不上哲學家。

對於宋代（公元960至1279年）的新儒家，歐洲學者及少給予關注。尤其是，還沒有人用西方語言，對二程兄弟的著作發表過一篇完整的報導和闡述。而程明道、程伊川這兩位新儒學大師，確確實實應該被視為宋代哲學家中最富有創造性者。程灝（公元1032至1085年），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程頤（公元1033至1107年），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

一個歐洲人如果面對中國思想，希望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哲學傳統，希望發現他當作思維必備而接受的某些基本觀念，只不過是自身文明先定觀念而已，那麼他很可能從宋代新儒家那裡比從中國古代思想家那裡獲得更多的啟迪。

儘管新儒家們不從事歐洲哲學家那種必不可少的嚴格邏輯論證，但是，新儒家們確實使用了與我們迥異的概念，構築起他們自己的形而上學體系。他們所使用的獨特方法常常出人意外，而又發人深思。

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中國科技文明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台譯：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二卷中提出，中國哲學發展的主流，朝著一種「機體哲學」（philosophy of organism）的方向前進，而新儒家們正是使得這種哲學趨於盡善盡美。

總的來說，我同意這種概括，而且本書就有許多例子，證明中國人看待世界的思維傾向於：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份的集合；對立的雙方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認為萬物是變化的（週而復始的循環變化，並非向前發展），而不是靜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質；關心相互感應，而不是因果關係。

李約瑟的看法並不像某些人所懷疑的那樣，僅僅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哲學對中國的一個簡單投影。機體哲學的思維方法，在二十世紀的科學領域也非常突出，而且有時在中國和歐洲導致驚人相似的結果──例如，「心」作為一個整體，以各種方式為應刺激的概念，在中國被認為當然如此，已有兩千多年；但是，這種思想直到格式塔心理學派（Gestalt school）衝破了把「心」視為分離的思想、情感和慾望的集合體的舊觀念以後，才得以立足。

這些比較的意義何在？從心理學領域看，很難講中國領先於歐洲。但中國人在開始時就用綜合的方法；而歐洲人則是在自己習慣的分析法不再能說明其積累的資料時，才轉向綜合的方法。

有一種說法（正如李約瑟有時似乎意指的那樣）認為：中國的科學在理論上超過了歐洲，只是在實踐上落後。我懷疑這種說法是否公平。

以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的觀點進行思維的習慣，本身並不是科學的。作為一種方法，毫無疑問，在二十世紀它取得的成果越來越多；但是，作為一種思維習慣，可以想像到，它可能在科學發展的某些階段起過負面作用。

很自然，一種獨立於歐洲之外的哲學傳統保留了許多我們已經拋棄了的東西，又探索了許多我們尚未發現或剛剛發現其用途（大部分是不同的用途）的思維方法，這給那些自以為各種文明只能步其後塵的西方人一個靠不住的印象──這種異域的哲學，是一種原始與現代相摻的不調和的大雜膾。

就本書的目的而言，強調中國與歐洲「異」而不是「同」會更有益些。相同之處，顯而易見，而且會引誘我們去誤解中國人的觀念，把它們類比於我們過去或現代的見解。類比於我們過去的見解時，會毫無緣由地恭維一番。相異之處，難以捉摸，一旦發現，更有價值。這些相異之處把我們自身無意識的先定之見顯露出來。

本書的另一個目的，是把二程兄弟的思想奉獻給一般讀者大眾。因此，專業的問題放在各章注釋和本書附錄中，除了漢學家以外，一般讀者不必深究。

本書的範圍，限於二程的哲學、兩人的相互關係以及二程前後新儒家們的思想。書中並不涉及新儒學的政治背景及其受佛教影響的程度。宋代哲學家們強烈反對同時代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變法。最早的新儒學學派（張載的關學和二程的洛學）即是在張載和程明道因反對變法被解職後不久形成的。我對宋代歷史所之甚少，無法判斷他們保守主義的政治態度與其哲學相關的深淺程度。至於新儒學與佛教的關係，我僅提及其表面性的問題，因為我對中國的佛教同樣生疏。

本書的初稿，是我1953年6月向倫敦大學提交的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54至1955年經在香港和日本遊學一年，獲得新資料後對初稿進行了修改。我衷心感謝東方及非洲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惠賜我遊學的機會和經費，並資助本書的出版。

感謝已故的E. D. Edwards教授，他輔導我做論文的準備工作；還有東京東洋文庫的檜木教授，他介紹我使用日本一些圖書館的資料；還要感謝許多給予我有益建議的人們，其中包括W. Simon教授、A. D. Waley博士、Gordon Downer先生、劉子健先生和J. W. M’Ewen先生；還要特別感謝劉殿爵先生，感謝他關於哲學、尤其是關於中國哲學的許多次啟人神智的談話，並感謝他對我的譯文所作的許多訂正。

（英）葛瑞漢　一九五八年於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