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如今歷史學家試圖把清與其世界歷史背景相聯繫的普世化視野形成對照，這兩卷中的其他文章從歷史主體的特定化視野考察了明清的變遷。對於經歷了王朝更替的那些人來說，清的來臨畢竟意味著一種調適、穩定和重新建立秩序的過程，這把先前明的臣民帶進了清帝國事業的掌控之中。對他們來說，王朝的變化引發了一場勢不可擋的信仰危機，導致了對個人命運和文明運數的強烈心靈尋求，這種心境，在一個世紀之後，這些人的子孫對此就很難理解了。清的漢人臣民通過援引以前時代無序的先例，通過將其融合成為一個新的、漢人適應異族統治的混合觀念，拼命使他們親身經歷的歷史合理化，因此他們的個人時間和歷史觀念就加入到經典史書中記載的文明進步與倒退的長時段之中去了。
　　這樣，這些文章所表達的把從明到清安置在歷史時間中的新形式就與晚期帝國範式不同了，它們更強調清形成的獨特性質。中國以前的歷史經驗在這些結構調整中主要成為意識形態的陪襯，在調適的過程中用來洗滌亡明或證明其滅亡的正當，並賦予新秩序以合法性。在與新近強調清的滿洲特性保持一致的過程中，與明（更不要說再早期的中國史）的歷史連續性被極大地拋棄了，以此來迎合歷史的偶然性和全球的變化。
　　關於清的形成是否如濮德培所主張的，標誌著早期現代世界的一個關鍵的轉折點，讀者們無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一論點的優點在於對早期現代性觀念的重新解釋，不再假定歐洲的首要性。這樣，把清的形成包含在早期現代的分析框架中的事例，就放諸於歐亞大陸中部大草原的全球互動之中，使之成為和奧斯曼、莫臥兒、俄羅斯「火藥帝國」同類型的國家，放棄了歐洲的海上交易和顯示了「原生資本主義」特徵的市場經濟的成長之特徵。但把早期現代性與歐洲的現代性分離開來也就剝奪了現代性的任何分析性用途，自然早期現代性也就沒有意義。也許爭論較小的是喬迅的看法，他認為，使用早期現代性的敘事不需要否定晚期帝國或其他給清朝分期的其他範式。正如喬迅建議的，需要一種帶有多樣性的敘事學之鏡來充分捕捉伴隨著明清變遷的同時出現的連續性和斷裂性。在這些文章中同樣明顯的是歷史變化的速度和方向上的空間差異－－這是不可能在單一的、同質的表達方式之內解決漢語世界巨大差異性的另一個標記。
　　有一種聲音並沒有出現在這些論文中，那就是從歷史中的先例來看待清的視角。從作為整體的中國史的背景中觀察，清的形成無論多麼獨特，它似乎並未造成對中國歷史的根本背離。中國的歷史學家經常把異族統治的時期－－最明顯的是在漢唐之間的中斷期和十三至十四世紀的蒙古統治時期－－看作是中國歷史進化模式中的異常或背離。蒙元導致了中國歷史正常軌道的斷裂這種觀念（一律伴隨著消極的後果），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論文集《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變遷》（史樂民與萬志英編，2003年）一書中受到挑戰。正如史學家正確地批判清的故事是異族統治者成功漢化的觀念一樣，我們也應該把元的歷史是漢化失敗之歷史陳詞濫調拋棄。蒙古統治的時代逐漸在流產的宋朝「早期現代性」敘事中和在最近西方世界史學界「西方的興起」敘事中，均占據了一個關鍵的位置。但是對於賦予蒙古人在世界歷史舞台上全部的重要性來說，他們的歷史角色還是在於把蒙古人醜化為不可同化的異族。更恰當的觀點是，當蒙古人在元代中國的統治造就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場景、而後者又以意義深遠的方式影響著社會與文化生活時，也存在著把宋與元連接起來的關鍵的持續性。的確，明朝的建立比元朝的征服更可能在中國歷史上標誌著一個更重要的起點。然而，把元代同時整合到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之中的工作還遠未完成。本書中的論文所提供的豐富見識不僅加深和拓寬了我們對東亞時間和世界歷史時間中明清變遷的認識，它們也提醒了我們需要去重新考察整個中國歷史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