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本書的幾部分內容，在此我也想略作說明。

在「漢學史述略」一章中，我著重考察了德國漢學史的分期，並對相關的文獻進行了梳理。除了對歐洲漢學與德國漢學的關係進行了探討之外，還著重從歐洲漢學的歷史出發分了概括了德國漢學史的分期與特徵，並對有關「前漢學」和至20世紀初的德國漢學史進行了系統的整理。與傳統史學所倡導的敘事史相反，在新史學的影響之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新一代德國漢學家們，在對漢學史的研究中更強調「問題意識」，認為跟「敘事」等傳統歷史觀念相比，「分析」、「提問」、「批判」等對史學來說更為重要。因此在對新舊文獻進行了爬梳之後，我在文中還特別舉例闡明了對德國漢學史認識的批判視角的重要性。

余英時認為：「……我們今天必須面對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從日本、歐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關於中國古今各方面的研究問世。如果我們繼續把這些成果都稱之為『漢學』，那麼『漢學』與中國本土的『國學』已經連成一體，再也分不開了。學術和知識不分國界，這一原則今天也同樣適用於一切有關中國的研究領域。」^（註四）從歷史上來看，從晚清1905年經學的徹底解體，到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真正形成，域外漢學在其中曾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在20世紀20-40年代，德國漢學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異常頻繁，當時在中國大學中任教的德國漢學家難以計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德國漢學和中國學術界的這種互動，史中國學術逐步地向現代化的形態發展。而源於德國學術傳統的漢學家們所掌握的理論、方法，跟掌握大量原始文獻並諳熟自己文化經典的中國的國學大師之間的溝通與對話無疑也促成了中國學術成為當時世界學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經學解體後的中國學術從傳統的注經方法轉變為現代科學的學術方法，這些都跟西方的──特別是德國──漢學的影響分不開。西方學者，特別是德國漢學家們善於將西方的材料中總結和積澱出的經驗和方法運用到中國材料中去，這些對推動中國相關學科的轉型和建立，對現代學科的草創，都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德國思想家視閾中的中國」可以看作是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對中國認識的範式轉換，是時代的思想和社會處境變化的必然結果。一部時代的思想家對中國的認識史，就是範式轉換的歷史。作為當時歐洲主流思潮的推動者，具有代表性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黑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對中國的認識充滿著時代的精神和氣息，從中可以捉摸到那個時代的脈搏。儘管這三位哲學家都不是漢學家，但卻不約而同地將中國納入了他們的哲學框架之中。我們今天研究他們對中國認識的範式轉換，對正確理解中國形象在西方歷史上的變遷頗有價值。顯然，這些德國思想家對中國的研究並非出自嚴格意義上的漢學興趣，正是他們將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進行比較時的提問視野，以及在面對中國思想時的問題一是至今仍值得我們關注。

漢學研究機構是進行漢學研究的重要場所，也是漢學研究的載體，它承載著漢學流派的師承關係。波恩大學漢學系的研究，便是想在借助對歷史和發展的考察，對德國一個學派的漢學歷史作梳理。

本書除了包括對德國漢學史的縱向鋪陳之外，同時也涵蓋了橫向的對當代德國漢學（中國學）的研究，「當代德國漢學家」一章就是這方面的嚐試。

總而言之，我想藉此書向讀者介紹德國漢學歷史和發展的成就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借助於這些一手的文獻，從學術史的角度勾勒出一幅較為全面的德國漢學之圖景。

本書書後所附之「參考文獻」，不僅僅是將書中所涉及的專著、論文進行羅列，更重要的是想藉此向讀者提供一套有關德國漢學發展的、比較完整的書目，以引導進一步閱讀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