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認為：史注是史書的訓詁學，宋代以後雖然基本沒落，但是宋代開始發展起來的那種對舊史的修補、考訂，其實就是那一系統的繼續。這一分野作為考據學的一環在清代達到了極盛，對此湖南在本書的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學〉有著詳細敘述。關於清朝的史評雖然也在這章中設置了一節，但卻只有一些標題目錄而沒有具體的內容。但是，如果說舊史的修補、考訂中包含了史評的意義的話，則是不過份的。湖南還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書，在各章之中極其詳細地介紹了清朝學者對清朝以前史書的意見。這一點是其他中國史學史著作中所見不到的獨到之處，也是特別能夠像讀者傳達中國史學史厚重傳統的筆法。

就這樣，中國歷史學通過唐宋變革發生了飛躍的發展。湖南認為唐宋變革的先兆已見於六朝末唐初，其在史學史上也有所表現。第八章〈六朝末唐初出現的史學變化〉中，主要闡明了古文復興與史學的關係。湖南很重視史書文體與其內容之間的密切關係。文章從古文到駢體文的變化，曾經影響到正史敘述的文體；再度出現復歸古文氣運時，又帶來了《舊唐書》、《舊五代史》到《新唐書》、《新五代史》，再到《資治通鑑》的史學發展（第九章〈宋代史學的進展〉）。這一變化的又一條路線就是前述那種從《冊府元龜》到《資治通鑑》之帝王學的變化。

宋代史學又開拓了新的分野，即金石學與目錄學的發展。復興古代的氣運促進了對金石資料的重視，出現了對古董器物匯集及解說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妨是為中國考古學的起源，這也可以說是後來書志學研究的萌芽。湖南指出的這兩個學問分野，使我們感到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歷史學逐漸地帶有了近代性的特徵。

宋代又是周邊遊牧民族勃興，甚至佔據了中國部分地區，建立王朝的時代。這種形勢最終導致了元朝對全國的統治。出於這種時代背景，興起了正統論這種史學爭論，並且一直持續到了後代。從近代歷史學的立場來看，這種爭論雖說並無多大意義，但是湖南將其作為了解中國思想的重要內容，予以了詳細的介紹。進而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是從宋代以前的正統論開始闡述的，由此可見他的視線經常是由古到今，又從今至古雙向移動的。他認為與斷代史相比，通史有著更大的價值，看來這與他的觀察能力也是不無關係的。

正統論毋寧說盛行於元代，第十章〈元代的史學〉中對此有著詳細的論述。他雖然將元代作為史學成果的貧乏時代，但是對於非漢族王朝之元朝獨特的史料情況，仍給予了認真的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