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文化最為成熟的明、清時代，史學也有著格外的發展。專門論述明、清史學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兩章，佔據了全書一半的篇幅。開始於宋代的史學新潮流，不妨說在這一時期達到了最高潮。簡而言之，在經過長期積累的傳統史學繼續發展的同時，通向近代歷史學特質之一的合理主義、實證主義的道路亦呈現於當時史學的內部。但是，這一道路又絕非一條直線。大而言之，宋至明之間，明至清之間不得不經歷了兩次思潮的變換。例如，就掌故書而言，再宋大的掌故記錄記載了有關朝廷的故事、儀禮的見聞；至明代時又采入了野史。這雖然可能有著擴大掌故學材料的效果，卻不免事實正確性欠缺之憾。至明末又發生了一變，出現了以正式記錄為本的學風，並一直發展至清朝。

歷史敘述中是強調主觀意識，還是重視事實客觀性，這可以說是歷史學所無法避免的課題。新舊《唐書》、《五代史》以來的這一課題，從宋至清這一時期曾以各式各樣的形式交錯展開著。大略而言，就是宋學與漢學兩大潮流。湖南對在漢學優勢潮流下的清朝史學龐大成果予以了精細的探討。這裡雖說不可能對其逐一地進行介紹，但是就其中的一部分內容本文已在清以前的史學中有所言及。而且，關於清朝史學的整理內容，建議讀者結合內藤湖南《清朝史通論》第五章〈史學及文學〉一併閱讀。

一言以蔽之，就清朝史學的領域來說，時間縱貫古今，空間涉及塞內塞外。另外，對那些史學家迄今為止所取得的史學成果，進一步加以細緻檢討、批判的，還有以章學誠所代表的那樣，對歷史到底是什麼這種根本問題所進行的思索。就這樣，中國歷史學以其實證性與追求原理的精神，明顯地出現具有了近代學術的趨勢，湖南的敘述使我們對此感到確信不疑。

以上，僅僅是對本書博大精深之敘述所做的簡要勾勒而已，如有誤解和偏見的話，請不吝指正。然而，對於本書這種驚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說這與湖南對於中國學術出眾的知識，對中國文化發展的非凡見識是分不開的，進而應該加上一點，即還有他本人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特殊方式。本書中他提到了歷代中國學者的見解，並屢屢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有時也批判以往的見解，這應該說正意味著他是把自己也置身於中國史學史之中的。他認為東洋史（報擴朝鮮、日本在內的東亞史）其實就是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中國上古史》緒言）。也就是說，他是把自己的史學也作為中國文化發展之一環的。在他那裡是沒有今日這種根據中國、日本等等近代主權國家進行劃分的意識的。

一般說來，作為近代的朝鮮、日本的學者來說，這是理所當然之事，不論是儒學還是藝術，在所有方面都是這樣的。湖南也是將自己置身於東亞這種文化世界之中，進而對中國學的近代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人物。

（以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