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魏晉南北朝社會與封建制社會抑或歐洲中世社會的差異，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予以解答的是川勝義雄先生。在本書的序言中，他明確指出，自己的研究核心就是如何理解六朝社會與封建制的問題。首先對於六朝社會，使用了貴族制這一學術用語加以界定，強調了六朝社會自身固有的特點。可是又應如何從中國歷史的脈絡上理解這一固有性呢？作者在這裡設定了一個自問自答式的問題，即與歐洲中世有著眾多相似點的六朝時期為什麼沒有發展成典型的中世封建社會？對這一問題，本書提供的解決途徑即在於廣泛存在於地方共同體社會的輿論，亦即「鄉論」的存在形式及其作用上。作者認為，當時的豪族階級與歐洲中世的封建領主實施地方分權政治有著相通的性質，因此將其稱為豪族的領主化，亦即具有向領主化傾斜的性質。可是這一傾向受到了共同體社會中小農民階層的抵抗，結果迫使豪族朝具有「民望」的共同體代表者方向轉化。進而在民眾的支持下──也就是在社會輿論的支持下，豪族逐漸獲得名士的地位，最終根據九品中正制，成為具有教養的文人貴族，也就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官僚，由此形成的社會結構及其體制，即是貴族制社會。換句話說，領主化的道路受到共同體輿論的阻止，實際上意味著非封建的中國中世社會的成立。顯然，使中國沒有出縣封建制的根源在於「鄉論」這一共同體的輿論。在本書中，作者使用了「鄉論主義意識型態」這一術語來理解貴族制社會的淵源、華北與江南地域社會的異同、東晉南朝貴族制的成因及性質等問題。所謂「鄉論」，反映出來的是地域社會中基於人格的人與人的結合關係。從基層社會，從人與人結合的角度切入分析六朝的政治與社會，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這正是川勝先生研究六朝史的獨創性成果，其理論框架直到今天仍為日本六朝史研究者們承襲。

川勝先生1922年生於京都，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1984年辭世時，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一生都在日本最富傳統文化色彩的京都從事研究。他為人寬厚，淡於名利，作助手長達十二年之久，並無怨言，潛心學問，這份甘於坐冷板凳的功夫，比起現今崇尚各種職位、榮耀的某些專家學者，可為大相逕庭。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學者作學問，往往一年發表一二篇論文，若干年後將之集成一冊，作為著作刊行。川勝先生的這本著作，可謂典型，此書便是近三十年之間的論文集。與那些著作等身的學者相比，實在太薄，可是就學術價值、對後輩學人的影響而言，相差又何止以道里計？

本書第一編第四章〈貴族制社會的成立〉與第三編第三章〈貨幣經濟的進展與侯景之亂〉兩篇文章，曾經登載於《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中華書局，1993）一書中，譯者為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史研究所所長夏日新先生。承夏先生同意，本書翻譯時基本上參照了這兩篇譯文，在此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