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李雪濤著：《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6月），頁11-17。

本書之所以冠以《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之名在於想強調德國和學原本是德國學術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今天來研究德國漢學，理應將它所取得的成就置於其賴以形成的那個歷史語境之中去。

德國漢學隨著德意志歷史波譎雲詭之變遷而經歷了不同凡響的發展歷程。20世紀初，首先受到殖民主義的影響，漢學家爭先恐後為帝國的殖民擴張出謀劃策。在納粹暴政期間，他們的許多人又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並為劊子手高唱讚歌。而部分與政府持不同政見之學者又被迫流亡到國外。並且二戰以後的分裂，也使得東西德雙方漢學研究的路向寸木岑樓：東德漢學為了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長期處於孤立地位，其研究也明顯受到中蘇關係的影響；而六七十年代的西德學生運動，漢學家們曾為卑賤者鳴冤叫屈，這也促進了西德漢學對現當代中國的關注何研究方法的開放性。隨著1990年兩德的統一，雙方的漢學得以重新接軌。可以毫不誇張地講，20世紀德國漢學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幅百年來德國的政治和人文學科演變的縮影。漢學家們與德意志一同經歷了痛苦與磨難，他們並非游離於時代精神之外的另類。跟其他學科的學者和知識份子一樣，漢學家們對他們的時代也有著強烈的共鳴。同時漢學家又不僅僅是時代精神的追隨者，他們常常會利用他們有關中國的知識，參與到當時思想的主流之中去，甚至改變了時代的精神路徑，成為那一時代最具衝擊力的思想源泉之一。

李學勤認為：「……研究國際漢學，應當採用學術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將漢學的遞嬗演變放在社會與思想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和其他種種學科一樣，漢學也受著各時代思潮的推動、制約，不了解這些思潮的性質及其產生的社會原因，便無法充分認識漢學不同流派的特點和意義。」^（註一）誠然，國際漢學的發展在各國都有其獨特的歷史，20世紀（特別是上半葉）的德國漢學家們往往都受到過傳統德意志學術理論和方法的訓練，有著獨特的學術傳統和較為明確的師承傳遞。漢學家們的理論架構、文獻背後的解讀方式，都是跟他們的傳統密不可分的。因此，如果不在具體的社會與思想背景中去考察這些漢學家所取得的成就的話，就很難斷定他們在本國學術譜系中的地位。因此，對德國漢學來講，「應該再於言境並闡明隱藏在其精神深處促使他們得出這樣結論的複雜文化語境，闡明該語境在形成他們結論的過程中以及隱性和顯性層面中的各種表現型態。」^（註二）

20世紀90年代以來，正是通過德國漢學家對本國漢學史有意識的書禮盒研究，推翻了以往很多的定見。從前所認為的諸如哥羅特、格羅貝等漢學家的著作均客觀介紹中國知識的看法，便遭到了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的質疑。她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所謂「文明化」的研究範式主宰著整個的漢學研究，這當然反映在當時漢學家的著作中，從而得出了「在哥羅特那裡可以清楚看出，漢學研究直接為德意志帝國的殖民利益行使職責和服務」的結論。^（註三）按照新史學的看法，蘭克所認為的歷史內在必然聯繫的統一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歷史事件的意義本身，是受歷史語境制約的，它依賴於該事件之被觀察的視角與立場。而歷史事件的意義也將隨著歷史觀點的改變而改變。這同時也證實了伽達默爾的看法，從而拋棄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也就是說承認歷史理解將反映一種特殊的歷史視閾。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認識：即歷史理解絕不是無條件的或純客觀的。我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柯靈烏在「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名言中道出了其中的三昧。

（註一）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著作提要》，〈序〉第3頁。

（註二）嚴紹璗：〈我對國際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國際漢學》第14輯，第9頁。

（註三）羅梅君：〈世界觀．科學．社會：對批判性漢學的思考〉，載馬漢茂等主編：《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第13-29頁，此處見第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