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第一、二、三章是一個系列的內容，即對史書形成之前的記錄與記錄者的實體，所做的儘可能實證性的敘述。這一時代雖說尚未出現清晰而有意識的以過去、現在為時間軸的記錄，但是那畢竟是不久之後所形成之史書的起源。由於內藤湖南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有著強烈的共鳴，所以在第四章〈史書的淵源〉中，他闡述了使關這種政府記錄官員所司掌的記錄，從六經至諸子、詩賦、兵、術數、方技，再至《漢書．藝文志》所載六略諸書的發展過程。

以上諸書之總合性集大成者又數《史記》（第五章）。《史記》的記錄不僅明確地貫穿了從傳說時代至現代的時間軸，而且能夠以與大一統時代相稱的空間視野為背景，對人類命運予以豐富多彩的描述。這樣，出現了真正具有史書價值的著作，而在這一過程中，類書型書籍的撰述也是不容忽視的。即在當時總合記錄的形勢下已經有了類書形式的誕生，而能夠自成一家之言，予以統一記述的畢竟還是《史記》。

有關從類書發展到統一的、獨創的史書的現象，在第八、九章中也有所敘述，這兩章其實是在講唐宋變革時期史學的變化。他指出這個時期政治上是貴族制社會的多元權力向君主獨裁制的一元集權政治的轉型期，此間發生了從類書體例的《冊府元龜》到一家住數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的變化，並認為這種變化具有帝王學的性質。內藤湖南在《中國上古史》（夏應元監譯《中國史通論》上卷，社會文獻出版社，2004年）中，曾指出戰國秦漢時期多少已經有了君主獨裁政治的傾向，這種政治上的類似與史學史上的類似或許有著某種對應，《史記》與《資治通鑑》這兩大高峰成為了各自時代的代表，頗為令人深思。

總之，像《史記》那樣內容、體例均可稱之為真正史書的著作出現了，《漢書》繼續了這種史書撰述的潮流（第六章）。儘管兩史之間有著通史與斷代史的區別，但畢竟由此進入了真正的中國史學史階段。特別是《史記》、《漢書》構築了正史編纂傳統以後，以此為中心，史書的撰述開始了帶有慣例的性質。《史》、《漢》兩書創始的〈紀〉、〈傳〉、〈表〉、〈志〉等編纂方式，又分別產生了各個獨立領域的史書，如在《隋書．經籍志》所見的那樣，史書中出現了更多的分野。在圖書分類上，獨立形成了「史部」的領域，經過六朝時代各種圖書分類法的設計，最後出現了《隋志》那種「四部分類法」的結果。第七章〈《史記》、《漢書》以後史書的發展〉中就是這樣敘述史部獨立的情況的。同時著者也指出：在另一方面，史書的發展也出現了喪失《史》、《漢》那種歷史家精神之形式主義的墮落傾向。而且其中具體的現象之一就是，在唐代出現的正史編纂從一家之著述便成為分纂的傾向。本章的時代背景是六朝、隋唐，及內藤湖南分期法中的中世貴族政治的時代，當時出現了作為家學修史的國家事業化的情況，完全是與門閥貴族制向官僚貴族制的推移的過程相互對應的。

在這一章記述中值得注目的是，著者加進了史注與史平這樣新的分野。根據湖南的觀點，史注是由於受到經書注疏學影響的產物；史評則是有關史書敘述法的議論，是後世對既成史書的反省。從六朝時代開始的史評，至唐代劉知幾的《史通》終於形成了史評的專著。史注、史評都是從當時史學中那種單純寫史的著作，進而發展為對既成史書加以解釋、評論的產物，這顯示出史學史已經進入了第二個階段。換言之，如果說包括目錄學在內的真正意義上的史學產生於六朝、隋唐時期的話，亦不為言過其實。至少，我認為內藤湖南的本意看來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