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世界歷史時間中清的形成》關於歐亞大陸上出現的清朝的新秩序，採取了不涉結構的時限觀。這裡的八篇論文首先探討了「清的形成」可以被「定點」在十七、十八世紀歐亞大陸發展模型中的各種方式。特別是在與康熙朝本身的視角進行比較、又與目前對十七世紀末內亞（Inner Asia，即亞洲內陸）歷史的非民族主義觀點相比較的情況下，對康熙皇帝對蒙古領袖噶爾丹發動的戰役所進行的現代民族主義解釋所進行的批判。另一項研究以更廣闊的時空視角審視內亞，認為清在這一地區鞏固其統治的舉動－－完成於十八世紀中葉－－是內亞歷史上的一個更為長期趨勢「再帝國化」的結果，這一趨勢在蒙古帝國崩潰之後的割據狀態百年之後的1500年前後就已顯現出來。本部分中的第三篇文章提出了頗為重要但卻奇怪地被人忽視的問題，即火器的進步與明清衝突及清的勝利之間的關聯，它詳細地分析了東亞資料的一手證據和關於十六至十八世紀世界歷史話語中的「激進」和「和緩」的「軍事革命」理論之不同意涵。第四篇文章則轉向沿海地區，比較了歐洲的與從明到清中國沿海省籍規模的政治單元的不同命運（前者趨向成為獨立的國家，後者如福建雖顯示了獨立的傾向，但很快就被併入了中央集權的帝國秩序），指出了歐洲與中國權力的這種差異之長遠影響。
　　下卷第二部分是從幾個不同的角度提出問題：清時期是否應該指為「早期現代」？在四篇文章中，有兩篇的答案是相對肯定的，其中一篇審視了經濟成長、稅收增加、版圖鞏固以及行政上的集權－－把清代中國視為歐亞大陸幾個以土地為基礎的、具有「早期現代」特徵的帝國之一例。另一篇採用了藝術史的方法論，通過對「視鏡」（lens）之別出心裁的解釋，考察了清代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發現早期現代之鏡最終提供了更多和更長期的益處。通常認為，變遷的時限觀是現代性的特徵。下一篇文章比較了以上觀點，通過筆記文學分析了經歷鼎革之人的時限感，得出了頗為否定的結論，對早期現代範式提出懷疑。另一篇文章以最為絕對的否定的姿態，反對早期現代性存在於世界歷史的任何地方的整個概念，質疑了十七和十八世紀無論東西方的社會經濟變化都具有話時代的性質。該文作者寧願用「盛期」（rounds of efflorescence）來看待那些變化，這個盛期並不比歷史上其他盛期意義更重大。他認為，十九世紀現代性的突然顯現是重要的，但並沒有任何長期的、「早期的」發展階段在它前面發生。
　　如果放在一起看，這兩卷書提供了西方學術界關於所為明末清初時期（以王朝史角度而言）主流時限模式之外的其他選擇。三十年來，西方的中國史學者把這一時期定位於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晚期」，它從十六世紀中葉始，直到二十世紀初。晚期帝國範式被構想為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對鴉片戰爭前中國的定義之反動，後者認為那時的中國陷於一個循環往復的「王朝周期」，這個周期在生產了一個本質上充滿惰性的「傳統」社會，直到中國完全曝露於由西方世界發起的現代化力量之下。與之相比，晚期帝國框架試圖確認和評估明朝的最後一百年開始的社會、經濟、文化變革的本土模型，這些模型不僅給整個清時期、而且也給後帝制現代世界的國家與社會賦予了獨特的形與神。儘管晚期帝國模式主張中國社會變化的自發性，但它也把這些變化背後的動力置於市場經濟成長之中，後者動搖了占支配地位的社會等級結構，激發了獨立性從嚴格的行為與表達的規範中掙脫出來。這樣，它在商業與文化之間建立起聯繫，這基本上是重申了韋伯關於現代性的觀念。明清時期的晚期帝國構成了一個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的時代，與以前的王朝周期截然不同，這種觀念提供了一個從中國自身社會與文化的內在動力來審視中國進入現代世界過程的語境，用柯文的話說，創造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的機會。
　　但與此同時，晚期帝國模式區向於把中國的發展與更廣闊的亞洲史及世界史背景隔離開來。最近強調清帝國獨特滿洲精神的學術浪潮重申了清的獨特性，但它是在更廣闊的中部歐亞草原的政治遺產和演化的背景下發生的。通過與明朝的自我強化的文化本土觀及孤立主義相對照，把清描繪成一個有著多族群一是的殖民帝國，學者們卻認了清的明確王朝特徵，而同時否認了清朝是一個「漢化」的過程，異族統治者同化於中華文明規範的過程。此外，正如本卷的論文所顯示的，最強烈地把清的獨特性強調為一種滿洲體系的學者們，同樣也最可能把清的形成與「早期現代」的概念聯繫起來，後者凸顯了整個歐亞大陸政治與文化整合的類似（在某種程度上互補）的模式。以此觀點，理解清的國家與社會的主要框架是早期現代世界的共時性演進，而不是中華帝國晚期或王朝中國的歷時性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