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Jacques Gernet（謝和耐）　著

（錄自謝和耐著，何高濟譯：《中國人的智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

這裡收集了各種題目的文章。它們涉及到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社會何政治制度、思維方式和思想潮流。這是一次個人的行程，其中，開始的方向和特別的興趣，以及外界的鼓勵都在起作用，這說明文章的多樣性。

因為中國是那樣遙遠，人們既不認識她豐富的文化財富，也不知道在四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她深刻的變化，所以有關她的研究在我們這裡是一門特殊的學問。但在經歷了漫長歲月後，中國和歐洲一樣演變到今天。人們往往忘記了她真正的悠久歷史遼闊的土地。由於她的幅員、地區和語言的不同，中國在全亞洲所起到的及受到的影響，和我們歐洲沒有什麼可比之處。儘管中國的侯國在公元前三世紀末首次統一，而且中國還有好幾次新的統一時期，人們仍太多地忘記她長期的混亂、分裂、部分或全部被異族佔領的年代，這些年代絕不及統一之重要、有意義。每次重新統一，都是一個重建的新國家，與過去的全不相同。廣大公眾為我們感到自豪，認為中國一成不變，這個老調不過是無知的結果。

朝代的簡單更替，歷史的無謂重演，中國的歷史有一個發展的方向，蘊含著巨大的悲劇性；社會組織、制度、政治體系、觀念經歷了大轉變；一個時代的人物不同於另一個時代的人物。然而，就那些對這個世界有意義的事而論，沒有一樣觸及要害：關鍵是中國沒有出現西方發生的事，特別在近代，沒有資產階級的革命，沒有商業資本主義，沒有實驗科學，沒有機械化，因此中國的歷史不能與西方相對比。早於古登堡六個世紀，中國已能夠重印書籍，其重要性是，它對國家和社會的演化和知識的進步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它只是木刻術而不是印刷術；十一世紀出現的擺輪天文鐘，可以準確報時，在Huygens之前無可匹敵，但中國的擺輪沒有傳給後代，而且不應叫這個名字，因為它是用水作動力，不是歐洲的類型。其餘的類推：在藝術、知識及思想領域，事情確實與我們顯得不同。按照過去的原則，西方表現出的成就，是唯一值得在社會和思想史中考慮的，而關係到中國的東西，再她歷史上沒有實際意義，但這種說法既排斥文化的相對性，也否認作為人類真正歷史中文化的相互聯繫，沒有中國，我們就不是今天的我們。

中國不是東方，至少不是我們傳統上用來稱地中海東部和近東的國家，這些國家在與我們的距離上，在歷史中與我們的密切關係上，不向中國那樣遙遠。與我們熟悉的這個東方相比，另一個可歸入我們的歐亞大陸，及從太平洋到亞洲中心，從西伯利亞東部至印度群島的地區，我們忘記了有關她的情況及其歷史對我們是多麼陌生。僅僅因為這個理由，在世界這部分地區起過重大影響的中國，不止引起我們的好奇，同時對人類文明史的比較研究，對我們現代的序幕，都是有價值的。儘管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的世界發生變化，遠東各國仍然像我們一樣深深紮根於她們的過去。

在這個領域內，沒有料到一開始會碰上那麼多的困難。我們從小學習的東西沒有相類似的，然後在研究過程中，一個對我們來說在各方面都陌生的文化，我們還缺乏有關的資料。除了缺乏許多必需的常識，我們不能理解一般的情況以及有關的著述，還遇到語言上的困難：中國文字隨著歷史演進，不斷增加含義和形式，以致中國聞人能夠領會其意義的，我們往往看成是個死字。此外還存在更多問題，幾個世紀以來我們沒有全面研究、考察和分析那些重要年代以及重要典籍。無論中國歷史，或浩若煙海的中國文獻，只有一小部分是研究的對象，譯成我們語言的就更加稀少。據可靠的估計，十八世紀中葉前中國出版的書籍超過世界上其餘地方出版的總和，且不說還有取之不竭的碑銘及豐富的考古發現。從根本上說，認識中國尚需作出巨大努力。

因為我們是西方人，我們進行的研究都帶有比較性質。然而，做這種比較研究是有益的。如果把中國的史料與我們世界經典的、中世紀及近代的史料作一番比較，可以看出，文化間的差異是不同歷史路線的結果：在發展的某些時刻，採取的方向給文化指引應走的道路，而且往往是較好的道路。這樣，我們看到，在中國，出現猶如抽象存在的國家、越來越精通的和集中的農業優勢、最早的史料編纂系統、藝術型態和思想方式、奇特的文字，對習慣於使用簡單字母的人來說似乎不必如此複雜。這一切，或至少主要方面，看來都是公元前五和三世紀之間的大動亂時期決定的。

思想狀態往往被認為具有普遍性，如現代人的思想、成年人的思想及西方的思想。對這種不引起問題的思想狀態，我要提到有關的觀念、意識乃至感覺都有一段歷史，而整個人類是他們共同經驗的產物。由此無疑需要進行探索，但不是沒有益處的。遊牧民族的飼養者，在時間、空間和人類行為的觀念上，不同於定居的農業勞動者；中國的思想家，儘管有獨創性，也不是按想像在寫作，他們與我們一樣，吸取了豐富的傳統思想，並且借鑑於另一個思想世界；宗教信仰並不是某些人認為是由意識產生的那種最初對來世的空虛渴望，它處處都反映社會、政治和獨特思想的歷史，以致信仰不僅是個人信念的事，而且人們所謂的精神性也不能和某些具體的現實相分開。在各種文化中，人類不斷的成長和變化。

我認為有意義的是，人們不是以個人的名義，而是集體地行動，並且他們的行為是符合他們思想的。佛教徒繼承的冥思方式，以及更早的道家，再我看來都對十一世紀中國聞人的天道觀和道德論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如果在某個時代，有人自願裸葬或火殉，主動實踐良心的審視，養成檢查每人行為而結合的習慣，那麼這些做法既不是無根據，也不是任意的。我們發現，同時代所具有的特點，都帶有消失的古代痕跡。

一部書不必要都有一條主線。如果不管內容多樣化，有一條主線的話，那多半取決於作者的信念。但這些線索也可能是很微妙的，本書的線索則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社會生活中，中國人寧願採取和解而不是鬥爭方式，以及在思想領域中相信對立面互補觀念的重要作用，認識世界的模式以及文字的類型，文學中的隱喻風格以及在實用占卜中如同數學演算、顯而易見的直觀規定方式……。在中國，文字是比說話更有份量的東西。學術思想，哲學的或數學的，都依靠圖形和文字，依靠對筆劃和字型的分析，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文字。《易經》的卦是傑出思想家思考的題材。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沒有發現類似印度或羅馬那種作為宗教即審判的唯一造物主，由他神聖地創造一切的故事。在社會和精神之間，可以由神秘的煉丹術織成一張關係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