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第一冊：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第二冊：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第三冊：2004年6月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6月
李宗侗：《中國史學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吳懷祺主編，吳懷祺、林曉平、汪高鑫等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合肥：黃山書社，總論、先秦卷：2005年9月；秦漢卷：2002年12月；魏晉南北朝卷：2003年11月；隋唐卷：2004年10月；宋遼金卷：2002年2月；元代卷：2002年2月；明代卷：2002年2月；清代卷（1644～1840）：2002年2月；近代前卷（1840～1919）2002年12月；近代後卷（1919～1949）：2002年12月
〔日〕內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
謝保成：《中國史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10月

　　讀中國史學史的時候，常常會看到書中提到某本史書創立了哪些體裁、某些時代對史官的編制做了哪些更動之類的瑣碎記載，又沒有很詳細的說明為什麼要把它們寫進來，有時候也不禁會懷疑，這些事情乍看之下跟史學的發展與研究並沒有很明顯的關係，為什麼史學史會將這些東西包括進去？
　　等到看了相關的研究論文之後，才發覺到，史書中新創的體例、體裁，都是史學觀念發展最明顯的一個痕跡，因為當時的史官或者是致力於歷史研究的學者在讀過他們所能見到的文獻之後，認為既有的史書仍然存在著某些不足之處，於是試圖從體例與體裁上的創新，來更正這些缺失。因為這些在體例與體裁上的創新，屬於中國歷代史學發展的過程之一，從這個角度來想，在中國史學史的專書中記載這些事情，也就順理成章了。
　　而史官編制的更動與史書的撰寫在中國史學史的出現，也可以從類似的角度去思考，都是當時人們對於歷史記載的觀念的演化所造成的。儘管這些事蹟在乍看之下都沒有很明顯的差異，但是只要將這些事蹟放回原本發生的時間點，再相互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它們其實還是各自具有不同的意義的。
　　另外，我也一直覺得，目前諸多中國思想史的著作沒有把史學思想納入它的敘述範圍，是一件蠻不可思議的事情，儘管中國古代的史學思想大多是中國古代思想在史學方面的應用，但是，即便如此，在應用的過程中，也會產生些與原來的思想不同的觀念，簡單來說，就是「變異」，而這些變異對於中國古代思想又有甚麼樣的反饋，我覺得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人可以去思索的一個問題。畢竟中國也以史籍繁多聞名於世，若說中國古代的史學思想沒有對中國的古代思想產生任何影響的話，那就太奇怪了！

　　如果將兩岸的中國史學史做個比較的話，可以發現，台灣早期的中國史學史書籍的內容思維較為接近古代中國的傳統觀念，對於既有的事物都視為理所當然，而比較少去思索真正的所以然，這一點到了近幾十年才有所改變；至於大陸早期的部分，則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都以共產黨的主觀思維做為基準，假科學之名，將唯物的觀念奉為唯一的圭臬，也以階級鬥爭的思維，看待古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結果就是只有馬列主義毛思想才是最後的真理，直到今天，他們雖然逐漸重新肯定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時代意義，也在撰寫相關論著時沒有抱持著那麼明顯的政治至上論，卻是依然不敢質疑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有它的不足之處，更是不能做為衡論中國史學的唯一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