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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追想錄--中國經學史
2010/03/14 09:22:24瀏覽1105|回應0|推薦3


皮錫瑞:《增註經學歷史》,台北:藝文印書館,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1月
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 上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
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台北:廣文書局,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
林慶彰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上冊: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下冊: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台北:臺灣學生書局,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四月
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
湯志鈞:《經學史論集》,台北:大安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
馮曉庭:《宋初經學發展述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90年8月
林慶彰:《清代經學研究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
安井小太郎等著,連清吉、林慶彰譯:《經學史》,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85年10月
孫筱:《兩漢經學與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
章權才:《兩漢經學史》,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84年5月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7月
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8月
吳雁南、秦學頎、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吳雁南主編:《清代經學史通論》,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2月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
許道勛、徐洪興著:《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劉師培著,陳居淵注:《經學教科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


  從前在以國外的中國思想研究史為題寫論文的時候,就曾經察覺到,如果一門學科在一開始就有一、兩本包羅萬有的重量級著作問世的話,那麼,之後的研究者在寫作、出版同一類書籍的時候,就常常會有比不過前人的鬱悶。我想,這一點在華文學界的中國經學史研究上,也是相當明顯的。儘管皮錫瑞的時代早、論述角度也相當偏頗,但也不必諱言,他的《經學歷史》與《經學通論》這兩本書的研究成果到現在還是很少人能夠完全超過。雖然後人佔到了已經有前人豐富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資源取得容易,和有很多的考古研究可以拿來做為憑據這幾個大便宜,但也只能在基於皮錫瑞的研究成果上,對部分已經過時的觀念進行修改,至於在全面性的鳥瞰與整體性的思辨上,還是沒有多少人能做到像他那像的程度。
  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中比較重要的幾個,就在於浸淫時間的長短,和是否能全心全意地專注在研究上,不被外界的干擾所影響。如果還要再加進去的話,就是肯不肯做通論性學問的鑽研。
  我想,光是這幾個我目前所能想到的這幾點,就沒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其實只要有足夠的機運,在某一行內待上很長一段時間並不是很難的事情,但是在這一段時間是不是有心要專門做學術研究,做研究的時候又不會因為外界的干擾,而有所放棄,或是附和流行,我想,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就很少了。我曾經在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這一本書中,看到不少在那個時候的大陸學者,因為「向政治學習」,因為時勢所趨,而附和流行,放棄了自己已經學有所成的專業領域,最後落得在他人追憶時的一句可惜的下場。我也曾經在其他書本上,或是在其他人的口中,看到或聽到不少人因為外界的干擾,而放棄了自己的研究,而向時勢低頭,有的人真的是被時勢所屈,但也有人是隨波逐流,儘管時勢比人強是每個人多少都會有的感嘆,但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場合,特別令人感慨。
  至於說不太有人去做通論性學問的研究,則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了。基本上來說,在進入近、現代之後的學術界,因為接納了來自歐美的學科分類觀念,所以在進行學術研究時,也就慢慢地朝著分科研究的方向發展,並成為一種趨勢,而人們也因為做分科研究容易獲得成就,也就樂此不疲,這樣一來,就更沒有人願意做像中國傳統經學這樣通論性質的研究。直到今天,別說文史哲本是一家,舉個例子來說,那些做文學研究的,會有多少人能夠對當下的文字學、聲韻學研究有切中肯縈的批評,我就相當懷疑。
  另外,我在讀經學史的時候,也發覺到宋代以後的經學研究,有一種被理學思想牽引的感覺,甚至還會感覺到某幾個時期的經學研究完全被理學掩蓋住,而看不到這些時期的經學研究有任何特別值得一提的地方。這種狀況在元明時期尤其明顯,甚至有幾部經學史的書籍在提到這段時間的經學研究時,就乾脆只談這個時候理學思想的流變,而把這個時期的經學研究活動一筆帶過。我也承認,相較於其他時期,元明時期的經學研究並不是那麼的發達,也有被理學思想主導的趨勢,如果將這一段時間的理學思想流變做一番簡要的敘述,也的確有助於我們讀者對這一時期經學研究的理解,但那些經學史的作者們若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在這裡只談理學而不談經學的話,我認為這是有違他們當初著作經學史的初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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