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魏﹞酈道元撰，﹝清﹞戴震校：《水經注》，台北：世界書局，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永樂大典本），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7月
陳橋驛、葉光庭、葉揚等譯注：《水經注》（一）黃河之水　（二）汾濟之水　（三）海河之水，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2月
陳橋驛：《酈學札記》，上海：上海書店，2000年9月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7月

　　在近現代《水經注》研究中，最受矚目的事情有兩個：一個是所謂的「戴趙公案」，一個是楊守敬與其弟子熊會真合撰的《水經注疏》是否真有所謂的「最終校本」的存在。
　　所謂的「戴趙公案」－－也就是戴震的《水經注》校本是否抄襲同時代的學者趙一清的《水經注釋》－－起因於戴震《水經注》校本與趙一清的《水經注釋》在校勘的觀點上有許多雷同之處。根據段玉裁的〈與梁耀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趙一清的《注釋》比戴震校本的成書時間早了十二年，而兩書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這麼多相似之處，很難不會讓人聯想到戴震有抄襲他人著作的嫌疑，但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戴震校本的出版時間比趙氏的《注釋》早了十年，於是便有學者根據這一點，駁斥戴震在校本中抄襲《注釋》的說法，因為按照常理而言，出版時間早的書沒有抄襲出版時間晚的書的可能。直到上個世紀中葉，胡適還花了不少心力試圖去證明戴震沒有抄襲趙一清的《注釋》。但是抄襲一事，並非因為出版時間早就可以完全洗脫嫌疑，而是要看哪些觀點是由誰先提出的。雖然不能排除「英雄所見略同」的可能，但是如果相同之處太多的話，就必須釐清是否真有抄襲的嫌疑。對於這一件事，我個人則是同意大陸學者的見解，認為戴震在校勘《水經注》的時候，透過管道取得了趙氏的《注釋》，並援用了許多《注釋》中的研究成果，但他卻沒有在案語中標示清楚哪些是《注釋》的說法，哪些是他自己的觀點，因此招來後人的攻擊與批判。
　　至於楊熊合撰《水經注疏》的最終校本的傳聞，是依據李子魁〈述整理「水經注疏」的經過〉而傳開來的。李氏在該文中除了敘述熊會真對《水經注疏》付出的辛勞之外，還提到他擁有這《水經注疏》的最終校本。這篇文章一公開，很多人信以為真，數十年來對這傳說中的「最終校本」念念不忘，期待著這「最終校本」終有重見天日的一天。但在學者的多方考證之下，才揭破了這個騙局，證實了所謂「最終校本」的傳說根本是個子虛烏有的事情。在熊會真過世前已然成書，後來由臺灣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楊熊合撰水經注疏》，才是熊會真最後的研究成果。
　　而近數十年來的《水經注》研究，則是以大陸學者陳橋驛先生用力最勤，而成果也是最為豐碩，大陸學界的《水經注》研究，多跟他脫離不了關係，這在近年來《水經注》的校注與翻譯都可看到他的身影便可以得到證明。

　　現在在台灣市面上能看到的《水經注》校注本，就我所知，完全是在台灣出版的只有世界書局出版的戴震校本《水經注》，以及由新文豐翻印的王國維《水經注校》，而上述的《楊熊合撰水經注疏》我就只有在圖書館中看到過，市面上幾乎找不到。前些日子在三民書局重南店中瞥見一本《王校本水經注》，一時還誤認為又是王國維的《水經注校》，仔細一看，才知道是某間大陸出版社翻印的王先謙《合校水經注》。記得在那本書的說明中還頗為褒揚王先謙校本的價值，就我所知，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的確是清代《水經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水經注》的眾多版本中也有很好的評價，但就珍貴程度而言，它並不算是第一。
　　至於要說現在哪一種版本的《水經注》最好，我也給不出標準答案，雖然臺灣中華書局出版的《楊熊合撰水經注疏》是近代《水經注》研究的名作，但是這套書不但沒有標點，部頭也很大，使用起來並不是那麼方便。陳橋驛先生曾經在幾十年前協助過《水經注疏》早期版本的校點出版，在前些年又重新修訂再版，但是堂堂三巨冊仍然給人望而生畏的感覺。如果只是想看懂它的話，台灣古籍出版的繁體字版《水經注》全譯就足夠了，若是要做為研究時的參考用書的話，除了《水經注疏》之外，陳橋驛的《水經注校釋》以及《水經注校證》都是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