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司馬遷的《史記》是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史著作之一，但它反映出一個與西方傳統史學十分不同的編撰方法。司馬遷將他對過去的敘述分成五個互相交疊的部分：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這種片斷式編排的一個結果，就是從不同的視角，不只一次地講述同一事件，而且對這些事件的敘述也並不完全一致。在一個西方觀察者看來，這似乎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歷史真相，但是司馬遷在《史記》的許多段落中，強調了對準確性的熱切關注。 

　　在這篇文章中，我考察了一組典型的多重敘事中的細節，即有關西元前205年魏豹反叛的五種說法，論證了與我們西方史學一元化敘述的預計相比較，司馬氏自相矛盾的敘述在許多方面更加準確地反映過去。儘管司馬氏的方法看上去似乎經得起Louis Mink和Hayden White的結構主義理論的檢驗，但以此來解釋一部植根於非西方歷史編撰傳統的著作，這種分析中就不太恰當。司馬遷特有的歷史概念，是承認史家與證據的侷限、提出多重解釋的可能，並集中於道德的省察。對西方人來說，這是混合而陌生的，但它確實條理清晰地提供了一幅司馬遷史學方法的圖景。也許，它為那些尋求逃避傳統史學著作模式的現代歷史學家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樣本。 

　　如何區分歷史與小說，依然是一個困擾著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們的問題。儘管這一問題似乎更應順應嘗試性想法，儘管歷史研究繼續按照職業標準飛速地發展，但是，任何對此問題的細緻思考都會立即產生意想不到的難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往日本身是完全不可接近的（歷史學家只能利用現在僅存的描述和證據），而可算做解釋的東西又矛盾百出，故此歷史學家們的著作必然要藉助於想像，而且敘事本身也許還受制於意識形態的約束。 

　　人們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在歷史著作的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上，正因為如此，不管最終公佈的研究報告到底應看作坦率的交流還是滿紙例行的道德解釋，史學著作的形式正好展示其作者隱含在歷史編撰中的臆斷。歷史學家組織資料的方法反映了他們的思想觀念，諸如什麼歷史是重要的、什麼可算做證據、應該利用什麼樣的資料等。而且，史學著作的形式向讀者推薦了某種閱讀策略，在隨後的歷史研究中，它們本身又變成了附有歷史意義的東西。 

　　不幸的是，大多數史學著作形式分析，都已預先框定在西方史學著作源頭的特徵之中，譬如神話—歷史、年代紀—歷史、自然科學—歷史。一般說來，他們聚焦於西方史學的主導模式：現實主義的敘述與一個無所不知的敘述者、按年月順序編排一致的行動，以及一篇基本文獻來源的說明。^〔註2〕而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重要的、富有經驗的史學家，他們對於希臘和羅馬一無所知，更不用說Gibbon與Ranke了，當打破這些西方的歷史寫作準則以後，隱藏在描述後面的中國歷史編撰原則大體上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來。這就是可供漢學家們探討的地方。 

　　本文將集中討論中國最早的、最有影響的歷史學家之一，漢武帝時在朝中擔任太史令之職的司馬遷。在《史記》這部書中，司馬遷試圖以己見之所及，詳細而全面地敘述從神話傳說直至他自己所處時代的歷史。他發現早期的史學著作結構，即《尚書》中對法令的彙編、《春秋》中的逐年記事與評論以及《戰國策》中按不同國家所作的軼事編排，都不足以表達出他的歷史觀念——追求真實而全面的歷史，因此他發明了一種新的歷史表述模式，這一模式將過去分為五個部分： 

　　本紀十二篇：記載王朝的統治和各個帝王； 

　　表十篇：將重要的地區、家族和政府中的事件按年月順序匹配列入一張表中； 

　　書八篇：提供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和經濟（平準）方面的說明；^〔註3〕 

　　世家三十篇：詳述各個大家族和他們的封邑（晚周時那些半自主的城邦）的興衰^＊； 

　　列傳七十篇：講述單個或幾個人的歷史，後者按這些人所處歷史環境的聯繫、相似的職業或性情、姻親關係或鄉貫編排起來，列傳中還記載了許多非中國人。 

　　總之，《史記》共有一百三十篇（卷），大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個漢字（相當於Thucydides〔修昔提底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四倍長），在五個主要部分和各篇中，歷史事件基本上按時間順序安排，在大多數篇章的結尾，司馬遷附加了許多簡短的、個人的評論，並清楚地以一個短語「太史公曰……」標出。^〔註4〕 

　　顯而易見，司馬遷在書寫歷史。他的主題是往日；他將史料列在一張確定的年表中；他以典雅的文風對歷史進行了全面的敘述性解說；他關注之點是軍事與政治事件，尤其是個人的決定與行動，這一切都是西方歷史學的讀者所熟悉的。而且，他的個人評論展現了他對重要的、有疑難的史實有著深邃精微的理解（在這一方面他超過了Herodotus〔希羅多德〕和Thucydides）。司馬遷列出了他所利用的八十多種文獻，這還不包括數量巨大的回憶錄、敕令、碑刻等資料，他極力響發展出一套批判性的方法論，它們既有對眾人皆知的可靠文獻的比較，又有通過個人觀察的確證。^〔註5〕對司馬遷的文獻來源最全面的研究是金德建的《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一九六三）。例如，《史記》的第一篇〈五帝本紀〉就有下列的評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如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註6〕 

　　其餘的評論也都表明了對準確性的深切關注，那些結構複雜的年表亦復如是。 

　　儘管司馬遷在歷史研究與寫作方面的開創性成就給人深刻的印象，但是閱讀《史記》可能讓人感到沮喪（尤其是此前有人已告知他，這代表著最偉大的中國史著作之一時），因為它的樣式至少打破了傳統西方史學表述中的四點關鍵性要求。首先，它沒有統一的敘事聲音。個人評論毫無疑問是屬於司馬遷的，但是別處的文字就有疑問了，因為司馬遷總是習慣將早期的描述直接引入到自己的歷史著述中，實際上，《史記》的寫作始於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少數的幾卷或至少一部分似乎已經由老司馬寫就，這可能是敘事聲音不一致的另一原因，但是在本文中我將司馬遷看作唯一的作者，他應對《史記》的模式負主要的責任。^〔註7〕這樣我們就發現，對一些事件的複述幾乎逐字地採自《戰國策》，《左傳》中的記載則由司馬遷以漢朝時的方言表述出來，有的篇目主要以大段地摘錄詩歌和書信組成。雖然各卷最後的個人評論部分提醒讀者，這是一位歷史學家在對這些素材進行裁剪和組織，但是司馬遷並沒有將他的資料進行完全的改造，使之復原成一種全新的、富有個性的歷史。組成《史記》每一卷的素材變化相當大，各卷的敘述似乎有點獨立活動於歷史學家之外。 

　　在他自己的聲音中，他經常拒絕解釋或說明他的敘述，這使得主觀的理解得到強化。例如，在《史記》中，大約有十三個人（包括司馬遷自己）提供項羽敗於劉邦之手的種種解釋，這一事件發生在西元前202年漢朝將要建立之時。司馬遷從來沒有直接地比較各種觀點或質疑說話者的可靠性，以便從中對它們進行分析，他只是簡單地報告了別人所說的話，卻沒有予以評論，甚至在他以自己的聲音論述這一主題、提出個人觀點時，他的解釋也並不總是一致的，然則他的解釋也就並不一定比早先其他人所提供的更具說服力。^〔註8〕司馬遷似乎響推動讀者自己去比較和評價各種解釋，已使讀者成為他們自己的歷史學家，他附加個人評論的策略常常只不過突出了他吝於直接在敘事時表述己見。 

　　其次，《史記》的描述沒有顯示出始終如一的一致性或連貫性。儘管大部分的列傳和世家的敘述構成都是可辨別的（對事件的開端、發展和結局都有說明，各個細節也是相互聯繫的），《史記》的其餘部分看起來還是缺乏一種清晰的敘述結構。在本紀和早期的世家（當然，也包括表）中，強調的重點往往不是事件的線索，而是年代的順序，有時連貫的細節很難辨別出彼此之間的關係。換言之，這些篇章的功能更像一部編年史，可是這個詞在中文語境中使用可能會產生誤導。^〔註9〕事件的發生常常沒有明確的原因，而只有微小的影響，臨時的、難以解釋的事件大量存在。實際上，《史記》中的許多事件都只簡短地出現於表後就在也沒有提及了。敘事缺乏連貫性的部分原因在於司馬遷廣闊的視野範圍，他談到了四千多人的名字，很顯然，要全面地提供每個人的背景資料將異常困難；它也可以追溯到司馬遷堅定不移地遵循孔子述而不作的主張上^〔註10〕，因此在涉及上古史的篇章裡，他就更少地提供連貫性的敘述了。 

　　第三，《史記》沒有在整體性的敘述中描述事件。因為資料基本上都安排在列傳的各卷中，讀者經常必須閱讀數卷才能將同一事件的所有相關細節弄清楚。事件牽涉的範圍越廣，涵蓋的卷數可能就越多。例如，關於劉邦與項羽對抗的史料，就散見於至少二十五個互不連貫的卷數之中。此卷中一筆帶過的事件，彼卷中會不厭其詳地予以敘述。儘管司馬遷偶爾指點讀者去查閱較長的敘述，但是對大部分讀者來說，他們要麼參考現代的索引，要麼將整個文本閱讀幾遍，這樣才能獲得事件全部過程的完整畫面。 

　　最後，《史記》的描述有時缺乏一致性。司馬遷對資料的片段式組織允許他不只一次地講述同一故事，但這種多重敘事並不總是前後一致的。既然事情可能對傳記中的各個主人翁的生活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那麼作者也就經常會從不同的角度對事件進行複述。這一點是容易理解的，讀者甚至可以原諒表中展示出來的細微的敘述差異，但是司馬遷有時候會引人注目地講述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而它們能難以絕對地協調一致。顯而易見，它使人對《史記》所聲稱的要符合一個真實的、單一的往日產生疑問。 

　　研究《史記》的西方漢學家們的第一種傾向，是將這種表面的弱項改變成強項，他們主張司馬遷是一位謹慎地將史實與自己的解釋分開的「客觀的」歷史學家。雖然承認《史記》也許表現出了「剪刀與漿糊」的編輯特色，但是漢學家爭辯說，司馬遷的意見已經從他對資料的取捨中表達出來。他們還聲稱，通過逐字地引述資料，司馬遷還保存了文獻，否則它們就會散佚失傳。^〔註11〕還有許多人甚至提出，許多較小的時間差異，是前後相續的各種資料過於密集的結果。^〔註12〕然而，有幾層理由使得這條防線顯得不堪重負。 

　　以任何現代的西方觀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司馬遷不是一位「客觀的」歷史學家。他的工作是以儒家的主張來對歷史進行道德的評判與實踐，他指出他的文本具體地表達了個人對歷史睿智的解釋。而且《史記》大部分的篇章明顯地缺乏忠實的敘述者，本來就是它在辭章策略方面的設計，用以增加文本的權威性，這可能給予它「通古今之變」的深刻印象^〔註13〕，也使讀者確信，他們在字裡行間所發現的鑑誡實際上是由往日自身，而不是歷史學家所呈現出來的。不過，就像Ronald Egan關於《左傳》——這部書是司馬遷的基本資料之一——的論述一樣：「當作者對史料進行裁剪和解釋時，如果他不想採取公開的立場而又要讓他的敘述富有意義、具有令人愉悅的審美風格，那麼它就必須增加隱藏的處理手法。」^〔註14〕實際上這也是司馬遷新的史學形式的一大長處。《史記》的片斷式組織結構給予了司馬遷極大的自由度，使他在編撰時能夠靈活地選擇、移換和並置史實，這一切都是他常常用來突出或暗示事情前因後果的一些線索。^〔註15〕 

　　《史記》的上述四個非西方傳統的特徵都有讓人興趣盎然的史學編撰意蘊，但是我更願意將討論集中於第四個特徵上，即司馬遷前後不一的多重敘事。這一技巧早已被小說家William Faulkner或Milan Kundera使用過，而Gérard Genette是第一個對它進行分析的人，但看似奇怪的是，它出現在歷史學的著作中。^〔註16〕就像Hans Kellner最近所指出的：「歷史散文在文辭上的感染力通常依賴於單一的解決之道，那就是真實地陳述往日，而不是在一篇單獨的歷史敘述之中表達對立的說法。」^〔註17〕然而，司馬遷正是這麼做的。 

　　魏豹是魏國宗室的後裔，當項羽開始反秦起義時，魏豹參加了他的隊伍，並於西元前206年得到封賞，受賜一個王國。然而在那不久以後，魏豹與項羽此時的戰爭對手劉邦結盟了，接著在緊要關頭他又打了敗仗，他請劉邦允許他去探望病中的雙親，但當他回到他的封國後，他封鎖了黃河的津渡，並與項羽恢復了關係。正是這第二次的背叛，清晰地提供了一個多重敘事的例子。《史記》中共有九卷（8、16、18、22、49、54、55、90、92）提及了這一事件，其中四卷描述了許多細節。基本而具體的背叛行為看起來非常詳細清楚，然而在每一次的描述魏報的動機都不一樣，儘管這種情況在《史記》中很典型，但是動機常常在敘述中予以提示，而不是在史學家的直接評論中特意地說明。 

描述1，來自〈魏豹彭越列傳〉：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

　　在這段描述中，一次重要的失敗使得魏豹重新審視他與劉邦的結盟，這裡所顯示的動機是政治上的算計；此處所揭示的另一事實，事在劉邦派遣特史去極力勸阻魏豹重新恢復對項羽忠誠之時，他拒絕了，並說：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訾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註18〕

　　因此，個人的憎恨就必須增加到我們早先的評述之中。描述2，來自〈高祖本紀〉：「（二年）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接下來描述了劉邦在河內和彭城的勝利，以及最後在彭城後一次戰爭中的慘敗。「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然後是劉邦重組了他的部隊，爭取到其他的盟友，擊敗章邯，命令他的官員舉行皇帝的祭祀，徵募更多的士兵，最後在滎陽附近打敗楚的軍隊。僅在此時，我們才再次聽到了魏豹的聲音：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註19〕 

　　魏豹背叛的事件隨著上下文的展開發生改變。我們知悉他與劉邦兩人在彭城打敗仗以前，曾一道享受勝利的果實。也許我們感到疑惑，這些勝利是否應該有益於魏豹更加忠誠於劉邦。然而更重要的，是描述1中魏的背叛發生於劉邦正弱小倒楣的時候，而描述2將那次背叛移置到劉邦的鴻運來臨以後，這一時間選擇可能指出了魏豹所堅持的原則——背叛一個倒運的人，從來都不是得體的。但是我相信在這一卷裡，魏豹的背叛實際上更多地暴露出了他的背信棄義，而較少具有正當合理性，因為他所背叛的人奇蹟般地恢復其實力，清楚地表露出上天已經選定了他來繼承皇位。 

　　皇帝的祭祀禮儀支持了這一解釋，司馬遷認為這種儀式是獲得天授神意的特別徵兆。事實上，這些特殊的祭祀禮儀在《史記》的一篇「書」中有詳細的描述。^〔註20〕既然司馬遷經常在各個人的傳記中盡可能地將傳主們描繪得光彩照人^〔註21〕，那麼〈高祖本紀〉中沒有提及劉邦的令人厭憎之處，也就並不讓人驚訝了。但是將描述1和描述2放在一起閱讀，我就猜想，是司馬遷有意讓讀者看到魏豹被他自己卑劣的情感所誤導，遺棄天意而走到大時代的對立面。當然後來的事件（劉邦建立了漢朝和魏豹不光彩的死亡）證實了這一點。 

描述3，來自〈外戚世家〉： 

　　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立，中立，更與楚連合。^〔註22〕 

　　描述2使魏的行動顯得動機不明而且不正當，這裡則指出了一個特殊的動機。魏豹採取中立的立場，希望劉邦與項羽相互爭鬥，直到他的宮女生出未來的皇帝。不言而喻，魏豹希望自己最後成為中國的主宰。（正是由於這一記載，薄姬最終成了劉邦的嬪妃，後來生下未來的文帝。） 

　　描述4，來自〈淮陰侯列傳〉。由於魏豹的不合作，劉邦便任命韓信為將軍，派他去再次征服魏豹。這一敘述描寫了劉邦在彭城的失敗與隨後在滎陽的勝利，接著對過去稍作回溯，寫道：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二年）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註23〕

　　這段敘述使魏豹的背叛在大勢上與前文之描述2相合，而時間上的差異（二年與三年）暗示魏的背叛發生在劉邦滎陽勝利之前。 

　　描述5，來自〈秦楚之際月表〉，這一時間表沒有提供有關魏豹背叛的敘述，但是它指出了劉邦的彭城之敗在二年四月，魏豹之叛在五月，此際既沒有與聞勝利，也沒有提及其他反叛的王侯。^〔註24〕這大體上支援了描述1與描述4的時間安排，這兩者都假定魏的背叛直接源於彭城之敗（儘管描述4與確切的年表再時間上相差一個月），也都否定了描述3中以三年為背叛的時間（然而，《史記》的另外兩處引文支持這一時間）。^〔註25〕 

　　然而，當年表記載魏豹於二年三月第一次歸附劉邦，當魏豹「降」劉時，他展示的是一種可供選擇的說法。以前各種說法的措辭都暗示魏豹與劉邦的結盟是自願的，但是這裡使讀者認為有盡力逃避一種強制關係的道德含意，而這種關係最多僅僅持續了三個月。魏豹真的轉而忠於劉邦了嗎？或者在他恢復了支持項羽以後的第一個可能時刻，他被一次失敗改變了立場？ 

　　如果我們轉向司馬遷的個人評論以求裁定、解釋或有關資料的資訊，我們會感到失望，因為僅有的談到魏豹的評論，出現在〈魏豹彭越列傳〉的末尾，在此司馬遷強調，當兩人發現自己處於一系列困境之中時，他們都拒絕自殺。^〔註26〕他認為這是由於魏豹和彭越「智略絕人」，而且都「懷叛逆之意」。因此，魏豹朝秦暮楚、狡猾奸詐的本性，可以成為他背叛劉邦的另一因素。 

　　上列的五種說法與一則個人評論對魏豹的背叛提出了眾多的解釋，那麼以上這一切我們將如何理解呢？難道魏豹的反叛是因為：（1）政治上的算計，（2）個人對劉邦的憎惡，（3）全然執迷不悟第拒絕認可一位未來的皇帝，（4）一個被曲解的預言，（5）與對立雙方的普遍結盟的方式，（6）期望逃離由強力壓制的同盟，或者（7）它的朝秦暮楚與奸詐狡猾的性格？作為傳主的撰述人，司馬遷沒有比較或謹嚴地評價上述種種動機，他僅僅講述了不同的事蹟。請注意，在同樣的事件中，他沒有提供傳主不同的、主觀印象方面的描述（就像The Sound and the Fury〔喧嘩與騷動〕^〔註27〕一樣），他沒有像希羅多德有時所做的那樣，直率地記載不同的傳說，在同一片段裡，大體上不受個人情感所左右的敘事聲音，形成了《史記》的特色，司馬遷講述了各別的、與眾不同的故事。^〔註28〕 

　　但是讀者可能感到疑慮：魏豹背叛的真正原因是哪一種？或者每一種敘述都只提供了部分真相？不幸地，雖然上列的這些動機可以看作是部份原因，將它們綜合起來卻不能輕鬆地與總的原因相符，其中的幾個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動機一是對劉邦缺點的合理反應，動機三是對他日益壯大的實力的不合理反應，而動機四假定了劉邦與項羽大體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既然這三個條件是互相排斥的，那麼，這些動機就不能加以合計。與此相似的是，魏豹要麼起來反抗時代潮流（動機三），要麼與之相偕而行（動機五），一個不能忍受劉邦更多侮辱的懦弱之人（動機二），似乎不能與「智略絕人」相稱（動機七），而使反叛的指責得到減輕的動機六釋所有其他解釋的基礎。 

　　正如表中所顯示的，除了在魏豹的背叛與隨後的佔領（獲這些事件的某些部分）這樣基本的年月順序方面的差異之外，這一切要麼都發生在劉邦統治的第三年，要麼都在第二年的九月就已結束。上述的許多矛盾本來可編製一份更精確的年表，詳細地說明魏豹的背叛、劉在滎陽的勝利與其他侯王背叛方面的時間順序，使這些問題迎刃而解，但是年表並不是無所不包的，不足以提供這樣的資訊。既然在其他的一些段落裡，司馬遷都非常熱心地糾正早先歷史中的一些年代錯誤^〔註29〕，在此我們可以假定他發現自己掌握的素材過於曖昧不明或不準確，不能做出一個清晰的判斷。 

　　儘管存在著內在的不一致，但《史記》並不簡單地就是一大堆混亂的描述與引文。司馬遷提供了理解的線索，但是他這麼做的用意，文學的考量可能比分析的考量更多一些，其中所描述的事件必須在全書的上下文中予以解釋，而所有各卷必須分組集中閱讀，許多事情是否有意義主要在於它展示了人物的哪些方面。列傳能夠說明成功與慘敗的模式，許多篇章明確地將生活際遇類似的人物寫在一起，有的評論還具有辛辣的諷刺意味。為什麼我選擇一個非常有限的語境來分析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此將變得非常明朗。一個人如果充分地理解魏豹的背叛，他就必須追問：如何使這一事件與魏豹一生的立身行事相吻合？它怎樣地影響了其他捲入其中的人？為什麼它的傳記與彭越的和在一起？他的經歷怎樣給劉邦招來了非議？如何將他與他同時代的人（無論是否忠誠於劉邦）比較？它怎樣激烈地抨擊令司馬遷感興趣的較大主題，諸如忠誠、私人—公眾的道德、實踐的智慧等等？ 

　　例如，魏豹的被棄在四卷的敘述中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其概述已見上文。當然，在魏豹自己的傳記（描述1）中，這是一起至關重要的事件，因為這導致了他的死亡。但是魏的傳記是二人合傳，他的生活故事與彭越的和在一處，而彭是魏的相國。不幸的是，這一卷中從來沒有顯示他們曾一起工作過，由此讀者會認識到，將他們聯繫起來的不是兩人直接的交往，而是他們類似的命運。當然，如同司馬遷所指出的，是因為他們都拒絕自殺，但也許是因為兩人都受到了劉邦惡劣的待遇，並因為可疑的叛逆罪被處死。在劉邦的本紀（描述2）中，魏豹的背叛只是他通向帝王之路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障礙，雖然薄姬的故事裡（描述3）它引發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終給她創造了成為皇帝母親的條件（這一卷全部的主題，就是不可預料的天意，即「命」）。最後，在韓信的列傳（描述4）裡，焦點是韓信的再次征服魏豹，這一事件證實了蕭何對韓信軍事才能的評估，也是僅有的真正地提供有關戰略與軍隊移動等特殊資訊的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