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自David B. Honey，〈西方古典漢學史回顧：傳統與真實〉，《清華漢學研究》第三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頁86－97。內容已經經過筆者改寫。 

　　早期的耶穌會士，以及在十九世紀中出身外交官員、商人、傳教士的漢學研究者，以及十九世紀中晚期專業的漢學研究者奠定了現今漢學研究的基礎。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們為二十世紀早期的漢學研究者留下了一些研究課題，以及一些仍需繼續探討的方法論，而這兩者均從中國學者以及一些評論家那邊吸收過來。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繼承了這些東西，使這些有用的研究方法系統化，並將文獻學方面的新觀念傳遞給下一代的研究者，而這些研究方法和觀念在二次大戰前的學術界一直都據有主導地位。 

　　當今的漢學界，除了文獻學方面的研究之外，也還包括了許多學科，然而無論是從前還是現在的漢學研究機構，都是從古代文獻或者是新的科學案例中探求中國的真正樣貌。 

　　在追溯整個漢學研究的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基本的研究方式時，作者選擇了在每個發展階段中的重要學者以及他們的代表作。這些重要學者的代表性雖然並不是以作者的標準來認定，但是他們的成就卻是為學界所公認的。傑出的漢學研究者之所以「傑出」，通常取決於大眾是以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這些研究者，以及對他們的作品有什麼樣的評價。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所探討的漢學研究者多是在傳統漢學研究中比較具有典範性的人物，但是作者並不是真的認為傳統的研究方式高過其他的研究方法。 

　　如果只專注在文獻研究上，會使人想到一個問題：如果過於專注在文獻上的研究，而忽略掉其他在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理論，會不會使研究者的眼光過於狹隘？就某個角度而言，的確如此，而在語言學上的鑽研以及對原文的校勘工作上更容易發生這種情況。然而在文學研究如翻譯、分析上，則會因為有著較為廣闊的視野，使得這些弊病看起來不會那麼嚴重。其實，任何一個研究方法、研究領域都會在某一個地方出現死角，如亞里斯多德便在《詩學》一書中批評歷史研究者常常因為要針對一個細節進行解釋，而忽略了整個背景是什麼樣的情況。而歷史學家Ranke針對第一手的文獻的研究方式，與當時鑽研文獻之中的漢學研究者，其實是採用類似的方法。 

　　Peter Burke曾經就Ranke的新歷史學做了如下的評論： 

Ranke在歷史研究上的革新是在資料的使用，從他開始，歷史研究者所使用的資料從編年史一類的史書轉向檔案資料。歷史學家經常在檔案處進行研究，並逐漸更新他們的研究方法，解讀檔案資料中的真實性。 

　　相似的文獻處理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將傳統的漢學研究者以及歷史學家聯結在一起。本文所採用的區分方式，雖然只是一個很粗略的見解，但是它是以傳統漢學研究者在研究方式的發現、採用以及成熟做為根據，將漢學研究的發展分成幾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的耶穌會會士，是最早的漢學研究者。由於他們大多長期居住在中國，再加上大環境逼使他們不得不研習漢語以及理解中國既有的思想，以達成他們傳教的目的，使得他們開創了研究漢學的方式。然而做為研究方式的開創者，他們的研究方式並沒有形成一個規範，而是零星地運用笨拙的技巧對部分中文書籍進行翻譯，或是使用中文撰寫傳教用的手冊以及一些有關科技的文字。雖然如此，稱呼他們是最早的漢學研究者應該是不為過的。 

　　接著在法國出現了一些本土型的漢學研究者，他們以自學為主，用「閉門造車」的方式來研進行研究。他們雖然缺乏對中國的實地理解，對中文的認知也明顯不足，但是他們也發展出一套研究方式，能使研究者縮短理解原文的時間，更重要的是這套方式可以從對原著價值的評估，提出自己的見解。然而他們的研究受限於歐洲藏書的不足。由於當時學術研究的背景與方法的緣故，有些學者就稱呼這些研究者為Sinological Orientalists。這些Sinological Orientalists最著名的，就是Stanislas Julien，他從未去過中國，卻以從未接受中國人的協助而能長期獨立研究而自豪。 

　　英、美二國的外交官員以及傳教士、商人也開始在漢學研究方面漸露頭角。他們吸收了之前的漢學研究者的經歷，而對較新的學科如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等進行研究。James Legge便是此中的佼佼者。在Julien去世之後，Legge成為一個新的漢學大家，奠定英美漢學研究的基礎。 

　　Chavannes在吸收之前漢學研究者的經驗之後，創立了現代的漢學研究模式：他從耶穌會會士那邊開始對崇敬中國的文化，法國學者的經驗留下了極佳的研究基礎，駐華人員如外交官、傳教士等，則給他重要的實地經歷以及當代的漢語知識。這些重要的資訊與精神，使他跨越了當時對漢學研究的種種障礙，擴張了漢學研究的領域，如果說現代漢學的科學化研究不是直接來自Chavannes的遺贈，至少也是在經過他的努力後出現的。 

　　在Chavannes之後，本文嘗試以國別或語言為分界，對研究方式的發展進行溯源。 

做為一種傳統的漢學

　　Arthur Wright在總結過去幾個世紀曾與中國有過知識上的接觸的漢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時，常常發出較為嚴厲，而又頗為大眾所認同的批評，而這些批評至今仍可為一些研究者的鑑戒。當初耶穌會會士所遭遇到的，是一個具有長期獨立文化意識的國度，而這個國度中的知識分子本身又形成一個「Discourse」：一種已經為大眾所普遍認同的思想體系。 

　　Wright將「Discourse」和「傳統」形容成部分自私的知識分子的自我形象，而這些知識分子企圖藉由學術研究以及傳統觀念的持續維護他們的特權。Wright曾經有如下的言論：「當歐洲學者辛苦地試圖去理解這個遙遠的文化時，不論在選擇方向、方法以及提出見解時，都會受到中國傳統學術價值的影響。說穿了，（在這方面）有誰能比中國學者更有權威性呢？所以，就某個角度來看，早期歐洲學者被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傳統觀念所吸引了，也被中國文明自己所打造的形象迷住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時崇尚漢學研究的人全盤地接受了以中國為主的東方世界，而不是以自身的成見與前提，對所接收到的知識予以調整，成為之後評論殖民思維的依據之一。如同Edward Said所見，歐洲學者對東方文化的討論，多半沒有深入到這些文化的內涵，可是也如同Antonio Gramsci的論點，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受到一種「文化統治」思維的影響，而這種思維也在和中國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上發揮的廣大的影響力。因此，Wright（可能）是以這種「文化統治」的程度深淺來論定諸多漢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就歐洲而言，耶穌會會士與啟蒙運動讓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產生諸多美妙的幻想，而之後在試圖去理解中國的過程中，貪婪地從這個遙遠的文明國度中找尋讓他們感興趣、或是能滿足他們幻想的文物。 

如果說這些沉迷在中國文化中的研究者，與中國裡的那些捍衛傳統文化的人使用了相似的研究方式，這並不足為奇。Wright就認為：「這種屈從於中國學術傳統的研究方式，一直到十九世紀的九○年代，都還是歐洲漢學界的特徵之一。」一直到Chavannes師徒在其他研究領域有所開展之後，歐洲的漢學研究才逐步脫離這「沉重」的傳統。 

　　Wright曾經對Chavannes師徒做了如下的評論：「Chavannes超越了各個時代以及個別人物的藩籬，開始以批判的角度理解過去。」「Marcel Granet（1884－1940）透過一般知識分子的理解，看到了在這些理解背後的社會現實。」最後，Wright認為Otto Franke是第一個從歐洲史學研究中理解出研究方法的史學家。Wright還刻意提到Henri Maspero（1883－1945），因為Maspero沿用了Chavannes非傳統方式研究了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