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積意、胡鳴著：《尚書漫談》，台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4月初版
《書經集註》，台北：新陸書局，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曾運乾：《尚書正讀》，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初版
朱廷獻：《尚書研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初版
屈萬里註譯：《尚書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3月
陳夢家：《尚書通論》（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
屈萬里：《尚書集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0月

　　讀過經學史的人都知道漢代學術界最大的事件當屬「今古文之爭」，這個事件在當時不但是屬於學術界中的派系之爭，也屬於飯碗之爭，所以沸騰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引發了政治鬥爭。而結果也如同大家所知，一直到了東漢晚期，古文學派才終於熬出頭來。
　　然而在這著名的「今古文之爭」中的經學大爭論，絕大多數都屬於解經系統的不同，至於真正涉及到教學版本的差異的，只有《尚書》。
　　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以及其他相關篇章的記載，秦始皇接納李斯的建議，而下詔施行全國性的禁書令－－也就是所謂的「焚書」，企圖將學術的主導權收歸國有，以製造便於專制統治的一言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此禁書令一下，便毀去了不少先秦典籍，但仍有不少學者冒險將這類違禁品藏於牆屋之內，或深山之中，在經過幾十年以後，漢代廢除了禁書令，民間所藏匿的典籍才逐一現世。
　　根據《史記》中的記載，漢代《尚書》學的興起，始於伏生這個曾經做過秦代博士官的老學者根據記憶，傳授《尚書》中的二十九篇予齊魯一帶的學者－－而所謂的伏生《尚書》，就是後來今文學派《尚書》的祖本。也因為伏生曾經擔任過秦代的博士官，使得他所傳授的二十九篇本《尚書》帶有秦朝官方定本的色彩，後來傳習《尚書》的今文學派之所以會有人堅持二十九篇本《尚書》為全本《尚書》，否定了有篇章亡佚的可能性，或許也跟這個因素有關。
　　然而除了伏生《尚書》之外，又陸續有其他民間版本的《尚書》相繼現世，但因為這些版本的《尚書》在篇章數量方面與伏生《尚書》有明顯的差距，於是便有學者開始質疑當時已經被官方認可的伏生《尚書》的完整性，再加上彼此解經方式的不同，於是《尚書》成為漢代「今古文之爭」中爭議最大的一部經籍。
　　現在談到《尚書》，除了「今古文之爭」以外，還有所謂的「偽古文」是比較為人所知的。一般認為，現存的古文本《尚書》並不是原來漢代出土的古文《尚書》，而是晉代以後的學者的作品。在唐代以前，幾乎沒有人想到這個問題，但是從宋代以後，就已經有學者開始懷疑古文《尚書》可能已經不是原來的漢代古文《尚書》，而可能有人在其中造假。在明朝也有人提出論據，直指古文《尚書》為贗品，但是直到清代學者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的問世，才確定現傳古文《尚書》是「偽古文《尚書》」，此後在《尚書》學中的辨偽工作，就不在證明現傳古文《尚書》的真偽，而是以閻若璩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去探索「偽古文《尚書》」的形成以及其他細節問題。
　　也因為「偽古文《尚書》」的定讞，使得近代以來的《尚書》學研究幾乎都不再以「偽古文《尚書》」做為研究的依據，而是以確定為完全為周代以前原作的二十九篇本《尚書》為主。這一點，海峽兩岸的學界都是一樣的。

　　雖然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確認了現傳古文《尚書》是後人所假造的，但他的論據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據說毛奇齡在看過閻氏《疏證》的初版本後，就列舉《疏證》中錯誤的論點與引證，寫出《古文尚書冤詞》一書，逐一駁斥閻氏的觀點，認為閻氏以古文《尚書》為偽本的論據大有問題。而閻氏在看過《冤詞》之後，立即收回《疏證》所有的初版本，將其中被《冤詞》所攻擊的部分全部刪改以後，才再度出版，後人認為《冤詞》對《疏證》的攻擊全無依據，應該是只有看到後來修改過後的《疏證》，才會有這種說法。前些年有位大陸學者在研究《疏證》時，察覺到該書的篇目與內容並沒有完全相符，在循線追索之後，發現到現傳閻氏《疏證》可能不是原來版本，而是已經經過修改這個問題，於是寫了一些論著討論毛、閻對於古文《尚書》辨偽的爭論，認為毛氏《冤詞》對《疏證》的駁斥是有憑有據的。我在幾年前於網路上看過這位學者的相關論文，也很認同這位學者的觀點。
　　根據歷史記載，閻若璩雖然是清代的知名學者，不過人品卻很一般，他即便是會在學術上認真的做研究，在實際生活中卻也會對當權者趨炎附勢。我在看了有關閻若璩的記載之後，就再也不敢苟同一般人對學者清高不慕榮利的刻板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