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韶軍：《太玄校注》，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
汪榮寶：《法言義疏》，台北：世界書局，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三版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0月第三版
﹝宋﹞司馬光：《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

　　提到揚雄，比較為人所知的似乎是他對賦體創作的失望，以及他在王莽時代的尷尬處境，再不然，就是他模仿《易經》和《論語》而撰寫的《太玄》和《法言》，總之，模仿與失節似乎就是最常聽到的評價。
　　不深入了解揚雄的話，大概就只能得到這樣的印象，如果將他的著作都仔細看過一遍，除了模仿與失節之外，應該會對他的處境有比較多的了解，乃至於同情。
　　揚雄在中國文學史中的評價並不好，一般文學史著作都認為他在賦體文學的創作大多都是模擬前人，少有創新。其實這並不是他本人的問題，而是時勢所造成的。到司馬相如時，當時漢賦中比較受重視的大賦體裁已經發展到了極點，很難再更往前一步，如果不往其他文學體裁突破的話，就只能沿襲著前人已經走過的路徑，來進行賦體文學的創作。這種類型的做法，我們後人一般都會以「模擬」視之。在其他文學體裁發展到了極限的時候，也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情況：在苦無求新求變的方法時，就只能遵循著既有的規範來創作這一類的文學作品。然而因為這樣的窘境而創作出的文學作品，並不是完全沒有值得一看的佳作，但是在習慣了所謂的「傑作」之後，後人以及當時的讀者們就會覺得這時的「佳作」實在令人索然乏味，而不大會給予它該有的正面評價，多半會一概歸納為模擬之作，然後予以貶斥。揚雄在文學史上的評價不高，就是因為後人基於這種心態而做出的不公正評論。仔細想想，如果揚雄的文學創作真是如此不堪的話，又怎麼會有作品會被選入《昭明文選》之中，而被傳頌後世呢？
　　至於在思想史方面，也沒有太多人會正視揚雄在漢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在國內的中國思想通史著作中，只有韋政通與王邦雄有談到揚雄，其中韋氏對揚雄的評述還算正面、客觀，而王邦雄的《中國哲學史》對揚雄的評價就還是帶點宋明理學尊孟的色彩，至於其他在這個領域的著作，則是提都不提。
　　已經有學者提出後人之所以很少正視揚雄在漢代思想史中的意義，在於他的著作《法言》與《太玄》用辭過於深奧，令人望之卻步，在曉得它們的體裁基本上與《論語》、《易經》大抵相似之後，便匆匆給了一句「模擬之作」的評語，就不願再深入研究了。我在翻過《法言》與《太玄》一遍之後，基本上同意後人沒有深入了解《法言》與《太玄》的觀點，卻不贊同原因在於用辭深奧的評斷。因為在《法言》與《太玄》之中，過於深奧的僅限於部分可能是只有當時才使用的字詞，而其他的部分只要有一定的古文程度，還是可以讀懂。況且比《太玄》和《法言》的文辭深奧的，至少還有《易經》跟《尚書》，如果文辭深奧是影響研究意願的唯一原因，那麼又該怎麼解釋後來研究這兩部經籍的學者會多如過江之鯽呢？我倒認為，後人沒有去認真的研究漢代的思想著作，才是沒有多少人了解揚雄這兩部著作的主要原因。
　　根據標點本《法言義疏》中的說詞，汪氏的《法言義疏》的出版雖然幾經波折，卻只有民國二十三年刊印的本子，所以並不存在所謂的版本問題，而我手上的這本世界書局的《法言義疏》就是它的影印本。根據我手上的世界書局影印本，可以窺知原來的《法言義疏》採用的是舊式無標點的排印方式，字體稍大，版面也算疏朗，閱讀起來並不吃力，就版本學的評比標準而言，也可以給個中上的評價。

　　記得我在大二修員外的文選課時，員外曾經出了「孝子愛日」這麼一個題目要底下的學生寫一篇文言文。當時我們這些學生一時都弄不明白這個題目到底是什麼意思，所以也就沒幾個人能寫出像樣的文章。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個剛復學的學姐竟然在她的文章中說她沒聽過這個典故，所以沒有這個道理。我在看到她這篇文章時，真的是當場傻眼。後來才知道這個典故是出自《法言．孝至篇》：「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太玄》與《易經》一樣是可以用於占卜上的書籍，許多人都知道《易經》的占卜方式，卻沒幾個人知道《太玄》該怎麼用，原因是《太玄》的占卜方式早已失傳。然而《太玄》占卜結果的準確，卻是史有明文。在漢代、三國中的《易》學領域之中，《太玄》也堪稱是一門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