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世紀初以來，法國人就希望能編出一本中文辭典，以替代那些傳教士們在之前所編訂的辭典。學者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等人便曾經在華裔人士黃嘉略的協助下進行這一類的工作。這項工作之後也引起了拿破崙的注意，在部分學者的請求之下，便授命Chretia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1759－1845，或稱小德經）主持這項工作，並於1813年出版《漢－法－拉丁語辭典》。這部辭典中的中文字多為木刻活字，字體均在於1 公分以上，數量超過14000個，大多數從 Etienne Fourmont時便已開雕，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一件浩大的工程。然而小德經的這部辭典並不是全部出自他自己的心血，而是以一位方濟各會修士Basilio Brdllo de Glémona（1648－1704）在這方面的一份手稿增訂而成，而他這種類似剽竊的舉動在不久之後即被一位德籍學者揭發。 

　　1814年12月11日，法蘭西學院開設漢學講座，首次使歐洲的漢學研究成為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之一，在歐洲漢學界中有極具重要的意義。在這之前，東方學一直是法蘭西學院的重點學科之一，雖然當時的東方學是以阿拉伯語的教學與研究為主流，但從東方學開設之初，便已有人對遠東地區的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了。之後Etienne Fourmont在擔任學院的阿拉伯語教授時，就曾經揚言要開講中文與中文文法以及《大學》等，而他的晚輩Le Roux Deshanterayer（1724－1795）也對中國的佛教頗感興趣，雖然說當時他們的中文程度還沒有好到可以傳授他人的地步。之後古敘利亞文教授Joseph Deguignes（1721－1800，或稱老德經，為小德經之父）先後發表了《北狄通史》（1756－1758）、《印度宗教及其被譯成中文的基本經典之歷史研究》（1776），對中國的邊境民族與宗教文化均有鑽研，但是他中華民族源於埃及說的觀點卻困擾了之後的歐洲漢學界好一段時間。 

　　然而使漢學講座成為法蘭西學院其中的一分子，應歸功於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de Sacy最初主持阿拉伯文講座，在當時可說是法國東方學的祭酒，影響力頗大，而他也致力於漢學方面的研究，耶穌會士關於漢學方面論著的集成－《中國雜纂》，便是在他的關切之下完成最後一卷的編纂工作。在de Sacy以他的身分地位和奔走之下，法蘭西學院終於成立漢學講座。 

　　然而這個講座最初是以「漢族與韃靼－滿族語言和文學講座」之名成立的，而這個名稱一直維持到1918年，之所以要以滿族語言做為漢學輔助教學的工具之一，也是有它的理由：一來當初耶穌會士常透過滿文來理解中文著作，並予以傳播；二來滿文本身的文法和多音節的特性，與歐洲的語文比較接近，透過滿文，歐洲學者在漢學研究上比較便利，而且也可以省去學習漢族語文的漫長時間。 

　　這個講座的第一位主持者，是曾經以中醫做為學位論文主題的Abel-Rémusat（1788－1832，或稱雷慕沙），Rémusat在之前便有在韃靼語和漢語方面的相關著作，在1815年正式開授相關課程時，他便以語法和文獻的詮釋為教學內容。然而他在教學時常苦於缺乏有關漢文的語法書，之後才在百般努力之下，於法國皇家圖書館中取得法籍傳教士Joseph de Prémare（中文名馬若瑟）在1728年寫成的一部手稿：Notitiae Linguae Sinicae（中國語言志略），Rémt就在這部手稿中獲得啟發，著成《漢文啟蒙》一書，並成為當時講座的教本之一。 

　　Rémusat氏在講座教學之外，同時也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其中較為重要的，就是遲至Rémusat 死後的1836年始出版的未定稿：《法顯的〈佛國記〉》，該譯著中除了全文翻譯外，也有豐富的考證資料，以當時相關工具書的缺乏與歐洲人對佛教的粗淺認知與偏見等背景來看，此書對當時歐洲漢學界中的佛教研究實在有不可多得的價值。 

　　要附帶一提的是：十九世紀的法國漢學界，普遍傾向從對中國的鄰近國家或民族與中國的往來關係的研究來理解中國，也就是以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內部的文化來理解中國。這種研究方式在後來為部分學者所詬病。 

　　在Rémusat於1832年死於霍亂之後，由他的學生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或稱儒蓮）繼承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的教授職位。Julien在青年時期就學過不少近、中東的語文，在拜入Rémusat門下之後，又學了漢文與滿文，而Julien早期的漢學譯著拉丁文本《孟子》，便是從滿文本《孟子》轉譯而來。Julien教授漢文的方式與Rémusat系統式語文教學不同，而是從對相關文獻的詮釋中，歸納出漢語的語法結構，他的著作《從字辭位置看漢語新句法》（1869－1870），便是屬於這一類的著作，而這本書到今天仍有研究的價值。 

　　至於Julien本身除了繼續Rémusat在佛教方面的譯著事業而翻譯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與《大唐西域記》之外，也對中國的俗文學頗感興趣，翻譯了中國戲曲《趙氏孤兒》全本（1834，之前此劇只有耶穌會士馬若瑟的節譯本）以及《灰欄記》（1831），小說方面有《白蛇傳》（1834）、《平山冷燕》（1860）、《玉嬌梨》（1864）以及在他死後才全部出版的《西廂記》（1872－1880）。雖然這些小說並不見得都很受中國人歡迎，但至少它們在中國裡有一定的地位，至於Julien為什麼會翻譯這些作品，大概是他從傳教士寄回歐洲的中文書籍中發現到這些書籍所帶給他的靈感，要知道，這些中文書籍在歐洲可是很少見的，而且對歐洲人來說，小說與戲曲會比經籍或詩歌更容易引人注意，很有可能是他想藉由這些書籍的翻譯，做為歐洲人理解中國的便利途徑吧！ 

　　儘管Julien在當時的歐洲漢學界有著令人崇敬的成就，但是他的個性可真叫人不敢領教：暴躁、忌妒、獨佔欲強。在他擔任漢學教授期間，又長期獨攬法蘭西學院的行政權、據有東方語言學院教授以及國家圖書館副館長等職位，兼職之多，在當時的法國實在少見。除此之外，他與其他人的論戰也都頗有傳奇性的色彩，如與他的昔日同窗Guillaume Pauthier的論戰中，一篇〈對最新一篇誹謗短文中令人厭惡地歪曲了一件體面事業的簡述〉（1842），幾乎將Pauthier打入萬劫不復之地，之後又以〈被迫答覆隱藏在幕後的所謂直友〉對他人述說整件事情的經過。從這些今天看來有點好笑的文章中，倒也可以看出法國漢學界論戰不休的傳統。 

　　於1874年接任講座教授的，是Julien的學生Hervery de Saint-Denis（1823－1892，或稱德理文），Saint-Denis是最早注意到中國詩歌並且進行翻譯的歐洲學者，在之前，中國詩歌對歐洲人來說不過是一堆文字罷了，以致於早年耶穌會士對中國的研究也沒有對這方面做過詳細的介紹。Saint-Denis先後翻譯了《唐詩》（1862）與《離騷》（1870），他在《唐詩》中開始介紹中文詩詞中「協律」的技巧，而他的《離騷》譯本雖然在辭藻上遠不如原本《離騷》，卻也引起了當時法國文學界的注意。另外，Saint-Denis也根據《文獻通考》中的部分內容，譯成《中國藩部民族志》（1867－1883），這部書與之前法國漢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角度不大相同，相當強調中國「天朝上國」的對外心態。 

　　十九世紀的最後一任漢學教授為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或稱沙畹），不過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應該與二十世紀的漢學家一起談，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在1795年設立的國立東方語言學院，在十九世紀中葉也開始了漢語教學課程，然而在設立之初，卻以滿語可以「如同文學中一般能在貿易中替代漢語」為理由，沒有將漢語納入教學課程之中，雖然如此，當時還是保留了一點緩衝的空間：「……如果能與中國恢復關係（中法關係曾經因為法國大革命而中斷一段時間），漢語還是可以與波斯語、突厥語等東方語言並列為教學內容。」儘管當時排除漢語的理由是以滿語能替代漢語的位置，但是滿語在學院課程中並沒有正式的地位。 

　　漢語課程的設立，在1839年中英關係惡化時，就有人提議將它納入課程內容，而學院方面一直到1843年才同意設置漢語講座，而課程設置的用意，就是以傳教士、商人以及專業研究者為教學的對象，而後來到這個講座聽講的人，也多半以這三類人為主。東方語言學院的漢語講座與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的不同點，在於前者具有濃厚的實用色彩，而後者較為偏重學術研究。儘管如此，還是曾經有好幾代的歐洲漢學研究者是在東方語言學院的漢語講座接受最基礎的漢學訓練。 

　　東方語言學院漢語講座的第一位教授為Antonie Bazin（1799－1862），Bazin沒有到過中國，他的漢文是跟Julien學的，在漢學方面的研究也以語言學習與俗文學為主，這與Julien倒是蠻像的，而Bazin對語言學習方面的研究比較偏向口語，在他的著作《官話語法》中，便是針對漢語中口語一些單音節詞以及重音等問題進行探討。 

　　在Bazin之後便是前面所提到過的Julien，Julien的惡名昭彰前面也約略提過，這裡就不再贅言。在Julien之後，則是波蘭籍的Alexandre Kleczlowski，而Kleczlowski的著作《漢語口語與書面語的發展與系統》（1876），身為一本教科書，它的色彩更是偏向實用。在Kleczlowski之後，則是Gabriel Devéria（1844－1899），Devéria原本是駐華的翻譯官，曾經在中法戰爭時，出版過《中越邊境漢文文獻中的地理和民族資料》（1866）一書，介紹當時戰區的文化與歷史文獻，後來又在1880年出版《中越關係史》，強調中國與越南之間的從屬關係，以反對當時法國對越南的強勢政策。Devéria氏晚年偏重在宗教研究，曾經對中國少數民族語文中的宗教文獻進行蒐集。 

　　十九世紀東方語言學院的最後一位漢語教授是Arnold Vissière（1858－1930），Vissière的中文程度很不錯，在駐華期間甚至能以中文與當時的中方官員進行外交方面的文書往來。在漢語講座的教學期間，曾經編過《初級漢語課本》以及一套漢語音標（1909），而這些成果在幾經修訂之後，也在法國漢學界中流傳了好長一段時間。除此之外，Vissière在中國回教史與中國數學史等方面也有紮實的研究成果，有《中國回教史研究》（1907－1929）、《算盤的起源以及它從籌算的派生》（1890）等著作問世。 

　　除了上述的講座教授之外，也應該注意一下由外交官員出身的漢學研究者，其中有二位比較值得一提：一是曾經擔任駐華領事的軍官Debry de Thiersant（1826－1898，或稱戴伯理），一為亦曾擔任領事職務的Camille Imbault-Huart（1857－1897，或稱于雅樂）。de Thiersant較為著名的著作為《中國人的醫學》（1863）和《中國中原地區與新疆的回教》（1878），這二部著作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Imbault-Huart的譯著就比較偏向文學，《十四至十九世紀中國詩文集》（1886）是其中比較有名的，另外，Imbault-Huart也翻譯了清代文人袁枚的詩作：《十八世紀中國詩人袁子才的生平與著作》（1884）、《從中文翻譯的近代詩集》（1892）。除此之外，法國詩人Théophile Gautire之女Judith Gautier（1846－1917）也有一部譯著：《詞》。 

　　而在十九世紀前半，法國工程師Gdouard Biot（1803－1850，或稱小畢歐）也在而立之年開始研究漢學，並成為Julien的得意門生。他的研究比較傾向科學方面，在中國的天文學、地質學、氣象學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詣。另外Biot也對經濟史（《論中國遠古以來的土地所有制》，1838）與社會史方面進行研究，這些方面可是之前的漢學研究者所沒有注意到的。至於他最有名的翻譯－《周禮》，則是早年歐洲漢學界中的唯一一部外文譯本，在他死後的1851年出版，由於這本《周禮》譯本的翻譯素質很高的關係，以至於讓這本書也在1940年的中國出現了翻印本。 

　　以上便是對法國十九世紀漢學研究成果的概略情況。 

　　與從前的耶穌會士不同，Rémusat等人大多沒有親身經歷，而是透過相關文獻來研究中國的，然而他們的研究卻能配合當時歐洲的學術發展，使得他們的成果超過了之前的耶穌會士，然而在這個時候的漢學研究，對思想方面的研究就比較缺乏，也忽視了對純文學的研究，而且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的優越心態，也對比較文化的研究造成了阻礙，這些都是當時漢學研究的缺陷。而歐洲漢學界直到二次大戰之後，才有新的發展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