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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02 04:22:30瀏覽214|回應0|推薦0 | |
小談John K. Fairbank(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是眾所皆知的中國近代史學者,然而他之所以踏入這一行,根據他的回憶錄“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中的記載,是直接受到Hosea B. Morse、Owen Lattimore以及蔣廷黻等三人的影響:受到Morse的書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3vols, 1910-1918)的啟發,費氏決定從對海關檔案的分析,開始對中國近代史進行研究;從Lattimore「漢、胡並治觀」這一角度,發展出「漢、胡、歐人共治」的近代中國政治史觀;從蔣廷黻處理解到中外檔案並觀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費氏也從蔣廷黻的外交史觀中,領悟到近代史中最初中外關係的基型。在這三人中,費氏又認為蔣廷黻氏對他的影響最大,甚至是他在近代史研究上的啟蒙老師,並曾經在公開場合中表示他對蔣廷黻的感激。不過有趣的是,蔣廷黻在兩岸分治之後,是歸屬在臺灣的國民政府的治下,而費氏對蔣廷黻的公開表示感激,卻是在1972年的北京,著名學者余英時在談及這一段往事時,也認為費氏做這種事雖然也表現了他不忘本的情操,在實際上卻是一個不看場合的舉動。 說到兩岸分治,費氏在國共二度內戰時,曾經呼籲美國政府支持中共,以保持美國的在華利益,這種舉動當然不會受到當時國民政府的歡迎,在遷臺之後,國府更是發動學者群對費氏口誅筆伐,而在美國國內的反共人士,也藉著在1950年代早期的「麥卡錫風暴」中,大力圍勦以費氏為首的「親共」中國通,所以費氏曾經因此有一段時間很不得意。《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以及《國際漢學漫步》二書在談及費正清被兩方攻擊這段歷史的時候,大陸學者都以相當長的篇幅,「義憤填膺」地「聲援」費氏,並批判國府以及美國國內的反共人士這種「不理性的舉動」,當然,在明眼人看來,這種「義憤填膺」的「聲援」背後必然有相當強烈的政治因素。 然而在費氏晚年,在逐漸對中國有較為全面的認識之後,也對在臺灣的國民政府表示好感,筆者目前雖然不知道當時的中共對費氏這一改變做何感想,但也卻能猜想到當時國府中的知情人士對費氏的「幡然悔悟」,一定是「甚感欣慰」。 小談Joseph Deguignes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漢學研究〉一文中提到Joseph Deguignes曾經以「中華民族源於埃及說卻困擾了當時的漢學界好一段時間」,現在來簡單說明一下他之所以認為「中華民族源於埃及」。 Joseph Deguignes在接觸了中文之後,以當時他東方學專業學者的身分,再加上當時新發現的埃及象形文字,使得他很容易將這二種他認為同屬象形的文字進行比較與研究,於是Deguignes就以二種文字有同起於象形符號的相似性,以及當時埃及文化早於中華文化的學界共識,認定中國文字源起於埃及的象形文字,所以與埃及共同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國人,自然也很有可能來自於埃及。 然而以中文系的專業知識來看,中國的方塊文字雖然有相當的部分是由象形文字演化過來,但就比重最大的「形聲」與「會意」等複合字而言,儘管有「聲符」與「形符」的不同組合,也有「以音表意」的特徵,但卻不具有拼音文字的特徵-一個符號代表一個發音字母;而埃及的文字雖然也是象形文字,但是據後來的學者研究,埃及文字的符號組合方式,已經有拼音文字的樣式出現。筆者曾經在某些場合接觸過有關埃及文字的文章,其中就有所說明,例如以三個象形符號組成的字,就是之後拼音文字中以三個字母組成的字,其它依此類推,其中還指出某些符號可能就是後來的某些字母。所以就這些知識來說,非拼音文字的中國文字與是拼音文字的埃及文字,雖然都是以象形符號來表達,卻是二種不一樣的語言文字系統,而非拼音文字的中國文字自然也就沒有源於是拼音文字的埃及文字的可能了。 然而在當時的歐洲學者卻還沒有這樣認知,還以為Deguignes的說法很有道理,於是「中國人種西來說」也就隨著Deguignes的中埃文字研究甚囂塵上,直到後來研究出埃及文字是拼音文字之後,Deguignes的「權威性」說法才被打破,而「中國人種西來說」也就不能從語言上找到根據,必須從考古學、生物學等方面去另闢蹊徑了。 小聊山崎闇齋 山崎闇齋(1618-1682)是日本江戶初期的朱子學學者,以性格剛毅著稱,據說在某次講學時,問他的學生:「如果孔子、孟子率兵進攻我國,我們這些學習孔孟之道的人該如何應對?」當時他的學生大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闇齋說:「如果真遇到這種事,我們就要拿起武器與他們戰鬥,並將他們捉起來-這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他的門人在之後談及此事,多以為闇齋深明《春秋》大義,不過這種想法在當時倒也真是駭人聽聞的了。 另外,闇齋的教學方式也很特別:除了程朱理學的相關書籍之外,其他如文學、子學之類一律禁讀,讀之者必嚴加斥責,當時其他學者便以此為由,譏諷闇齋的弟子們多孤陋寡聞。 而闇齋態度之嚴厲,在當時也頗為知名,他的一位高徒曾經回憶說:上他(闇齋)的課,都是戰戰兢兢的,深怕因為一點點的失態而招來一頓當眾痛罵,下課離開之後,有一種剛從監牢中出來的感覺。而他的嚴厲,也導致了他的三名高徒(號稱「崎門三傑」)三宅尚齋、淺見絅齋、佐藤直方先後離他而去。 漫談斯坦因(Aurel Stein) 斯坦因(1862-1943),出身於奧地利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在1883年大學畢業之後,便前往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校進修東方學,之後在印度旁遮普大學任職,前後一共十年。 在1890年代,在新疆南部出土的部分文物流入印度,引起斯氏的興趣,於是在1898年向英國政府申請前往中印邊境進行研究,之後便在中國進行四次考古活動,多集中在新疆南緣。然而使斯氏一舉成名的,是在1906年4月至1908年11月進行,途經敦煌的第二次考古活動。 至於斯氏如何以賤價從王道士手中取得敦煌藏經洞的文物,在一般談論敦煌學的歷史的著作中都有記述,這裡就不多談,而斯氏本人在回憶這一段歷程時,曾經說他深恨自己不懂中文,雖然從王道士手中取得了不少文物,然而因為不懂中文的關係,反而讓懂中文的伯希和撿去真正的寶物。 另外還有一個佚聞:斯坦因在一次展出他所取得的敦煌文物的公開場合上,當眾嘲諷中國當局不懂得如何保存出土文物。這件事傳到中國之後,引起中國學界的大力撻伐,與「撿到便宜」的伯希和還會將敦煌有文物出土的事情告知中國學人相比,難免讓人有「過河拆橋」的感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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