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張西平編：《歐美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4月】，頁1-5。）

余英時先生在為劉正的《海外漢學研究：漢學在20世紀東西方各國的研究和發展》一書中所寫的序中說：「從日本、歐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關於中國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問世。如果我們繼續把這些成果都稱為『漢學』，那麼『漢學』與中國本土的『國學』已經連成一體，再也分不開了。學術和知識不分國界，這一原則今天也同樣適用於一切有關中國的研究領域。1930年陳寅恪先生撰〈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曾提出『預流』與『未入流』之說。他認定『敦煌學』是當時『學術之新潮流』，中國學人必須急起直追。今天的『新潮流』則已經擴大到中國研究的每一角落，不能再以『敦煌學』為限。域外的『漢學』已取代了當年的『敦煌學』的位置。所以中國學者即使研究自己的『國學』也有『預流』與『未入流』的問題。」誠如余先生所言，漢學研究的重要進展已經成為我們成功推動「國學」研究的重要方面。

世界各國漢學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面對這一龐大的學術對象，應該如何把握？李學勤先生在《國際漢學著作提要》一書的序提出一個研究的思路，他說：「我認為研究國際漢學，應當採取學術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將漢學的遞嬗演變放在社會與思想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和其他種種學科一樣，漢學也受著各時代思潮的推動、制約，不了解這些思潮的性質及其產生的社會原因，便無法充分認識漢學不同流派的特點和意義。尤其要注意，漢學家的思想觀點是與哲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存在著密切聯繫的。因此，即便是研究一位漢學家，甚至他的一種論著，也需要廣博的知識和深入的分析。」^（註一）

將歐美漢學歷史作為學術史研究的對象，國內已經初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一些著作相繼出版。這些著作對於開啟歐美漢學（中國學）史的研究有奠基之功，但隨著國內學術界對歐美漢學研究的展開，那種簡略式的介紹已經不能滿足國內學術界的需要。如果想繼續推進漢學史的研究，我認為只有兩條路可走：

其一是做個案研究。對歐美各國的漢學家、重要的漢學著作、漢學流派逐一做深入的研究。只有經過這樣不斷的學術積累，我們才能寫出一部國別漢學史。正像做中國史的研究，沒有很好的斷代史研究做基礎，中國通史是無法寫出來的。所以，目前在域外漢學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做個案和斷代史的研究。學術是件急不得的事情，學術是要靠積累，有時要靠很長時間的積累，甚至幾代人才能發展起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其二就是做好歐美各國漢學史著作或論文的翻譯工作。漢學家們對自己國家漢學研究的歷史已經有不少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對我們在國內做漢學史研究的人來說特別重要，平心而論，他們的研究在史實上應更準確些，如果只是對國外已經出版的漢學史著作做一種中文的轉述，不如直接將國外這些漢學史的研究著作翻譯出版。

基於這種情況，我們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正在組織翻譯一套國外漢學史的叢書，《德國漢學史》、《奧地利漢學史》、《俄羅斯漢學史》等書都在翻譯之中。

（註一）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