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大航海時代」促進了歐洲人對漢學的研究，那麼荷蘭漢學的發端也可以說是「大航海時代」對荷蘭的影響之一。 

　　荷蘭在十六世紀晚期脫離西班牙的統治之後，便在既有的基礎上積極發展海上貿易，並於西元1602年在印尼的巴達維亞（今名雅加達）設立了荷屬東印度公司，進行對東南亞、東亞地區的貿易活動，在全盛時期，以今日的印尼為中心，東起香料群島（現在的摩鹿加群島），西至馬來半島，往北則延伸至臺灣、日本二地，對這二個地方的歷史有不小的影響。 

　　既然以印尼為墾殖基地，除了利用當地土人進行開發之外，也要招攬居住在當地已經有一段時間的外來移民一起共襄盛舉，於是來自於廣東、福建一帶的中國移民便成為荷蘭人招攬的重要對象，所以荷蘭當局就必須與這些中國移民打交道。既然要與這群來自廣東、福建一帶的中國移民來往，粵語和閩語等語言的學習就成為荷蘭當局的相關人員必須處理的問題，而在當時，關於中國的語文與文化的研究常為教會人員的工作之一，然而當時在亞洲的荷蘭籍教會人員一般只在巴達維亞傳教，最多也只到臺灣而已，所以這時候荷籍教士所編寫的字典雖然是標榜中文字典，但是充其量也只是以閩語或是粵語等方言為主的中外文字典而已，荷蘭最早見於記載的中文字典是新教教士Jeustus Heurnius所編，但Heurnius所編的中文字典已經亡佚，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就其時代背景而言，Heurnius所使用的「中文」應該不出閩語或粵語。Heurnius也曾經另外編過一部臺灣語字典，這部字典在十九世紀為英國教士所翻譯出版，今天應該還看得到。 

　　可以這麼說：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需求在很長一段時間主導了荷蘭漢學的研究方向。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在1876年設置中國語文講座時，首任講座教授Gustaaf Schlegel（1840－1903）便是出身於荷屬東印度公司，而Schlegel本人雖然中文程度不錯，也在中國文化的研究上有不錯的造詣，但他所關心的，還是只有印尼的中國移民本身的文化背景，以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歷史文化，對中國文化本身涉獵並不多，在Schlegel之後有一段時間，萊頓大學的中國語文講座的教授內容僅限於中國語文，對中國文化便介紹不多，然而這是商業實際需求所致，倒也不能說這時候的荷蘭學者是刻意的自我設限。

漫談漢學14－日本江戶儒學的派別

　　雖然說中國儒學早已在南北朝時便傳入日本，然而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的儒學基本上是以中國的經學為主，並沒有發展出屬於日本自身的儒學思想。在日本的鐮倉時期前後，中、日二國的商旅與宗教往來將中國在北、南宋時期發展的儒學思想－「理學」傳入日本，但是傳入日本的中國理學思想，在十七世紀中葉之前都為日本的禪宗僧侶所掌控，直到德川幕府（亦稱江戶幕府）的創建人德川家康刻意提拔當時的儒學學者藤原惺窩以及藤原的弟子林羅山之後，日本的儒學才從禪宗僧侶的手中獨立出來。 

　　其實可以這麼說：日本江戶時代的儒學是以中國的宋明理學為主幹，發展出屬於日本自身的一套儒學思想。而日本江戶時期的儒學基本上有以下幾個派別： 

1. 朱子學派：以中國理學派別中的程朱學派為這一學派思想的主要範疇，為日本江戶儒學中的主流，其中的林家朱子學派（林羅山一系）是幕府認可的官學； 

2. 陽明學派：從中國陽明學中較為激進的一派中衍生出來的日本儒學學派，在幕末有過很大的影響； 

3. 古學派：這一派主張直接從中國的經典中找尋出所謂的「聖人原意」，有強烈的務實性格，而這一派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對主導日本儒學界的朱子學派在一些思想上的問題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感到不滿，於是企圖脫離朱子學派對經典的詮釋方式，另起爐灶； 

4. 折衷學派：是獨立於以上三大學派之外的一個學派，而此學派雖名為「折衷」，在學術主張上卻不是在做一些截長補短的融和工作，而是各自為政，將各家學說的長處或多或少地綜合在一起而已； 

5. 考證學派：這一學派興起最晚，也沒有在儒學思想上有特別的創見，只是在鑽研學術上，挪用了部分中國本有的考證學的研究方式而已，然而這一派的研究方式對明治時期的近代漢學研究影響很大。 

　　而日本江戶儒學基本上可以分為三期： 

第一期（1603－1735）：以朱子學為主，古學派以及陽明學在這時期的末尾才逐漸蘊釀出來； 

第二期（1736－1788）：之前興盛的朱子學在這時逐漸被古學派、陽明學派超越，其中又以古學派中的徂徠學派最為興盛； 

第三期（1789－1868）：朱子學在這時藉由幕府官方的力量重新控制當時日本的儒學界，折衷學也在前期的蘊釀後出現，之後便是考證學的出現，而陽明學則是在幕末的勤王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日本江戶儒學的分派與發展上的分期大概如此，至於更為詳細的部分，以後有機緣，會再加詳細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