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漢學11－捷克漢學研究的早期發展 

　　在18、19世紀之後，歐美各國之所以推動漢學研究，主要是針對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間或有與傳教事業相關，然而終究以現實利益為考量，捷克也是如此。 

　　捷克與中國的接觸，可溯及18世紀捷克籍Odorico de Pordenone教會的傳教士至中國傳教。如其他傳教士一般，這時的捷克籍傳教士也只注意到在中國的傳教事業，與中國語文的介紹。至於典籍的譯介，則始於August Pfizmaier 對中國史書的翻譯，後來查理大學東方學教授Rudotf Dvořák又著譯了《孔子的生平與教學》（1889）、《中國的宗教》（1895）、《詩經》（1897）、《道德經》（1920）等書，是19世紀捷克漢學研究中成果較為豐碩者，然而Dvořák以東方學方面的專長著稱，所以一般都不認為Dvořák是專業的漢學研究者。 

　　捷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便與中國有軍火貿易上的往來，因此捷克方面就對所謂的「中國通」相當需要，在1918年捷克正式獨立建國之後（之前附屬於奧匈帝國），以Bată為首的八家公司便因為對中國貿易的關係，共同投資設立「東方研究所」，以便研究亞洲國家的經濟與對華貿易等問題，並於1931年2月派遣Jaroslav Průsĕk等人到中國留學。 

　　Jaroslav Průsĕk在中國留學期間原本專攻中國古代史，後來因為時代背景的關係，轉向對章回小說與白話文的研究，用力甚深。Průsĕk曾與魯迅、鄭振鐸與茅盾等當時中國的著名作家往來，受魯迅的影響尤深，不但將魯迅的小說《吶喊》譯為捷克文，之後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設立的中文圖書館，更是以「魯迅」命名。 

　　Průsĕk返國之後，曾應聘前往柏克萊加大任教，於二次大戰期間再度返國，於之前八家公司所投資設立的東方研究所教授中文，並編成捷克的第一本中文課本，戰爭結束後，先後在查理大學、東方研究所，以及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任職，致力於推動捷克漢學教學體系的發展，而他所培訓的學生如Auguatin Palát、Josef Fass、Zdenka Hermanova等人，都成為上個世紀50年代之後捷克漢學界的中堅人物。 

　　也許是Jaroslav Průsĕk在捷克漢學界影響較大的緣故，儘管他的學生如Auguatin Palát、Josef Fass、Zdenka Hermanova等人的專長或在中國史、或在佛教，但他們這些第二代以及之後第三代的漢學研究者或多或少地都對中國白話文學做過研究，而今日捷克的漢學界，更是以對中國白話文學的研究為主流。

漫談漢學12－「衝擊－回應」論與內部因素論 

　　前一陣子又買了一本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大陸版中譯本（以前買的台灣版送人了），就筆者所知，Cohen這本書是對費正清在進行中國近代史研究時所提出的「衝擊－回應」論的反響，這一次就來談一下費正清的「衝擊－回應」論與Cohen的想法。 

　　John K. Fairbank（1907－1991），也就是費正清，是美國二十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研究」此一領域的開創者，費氏對中國的研究，起於他的學位論文－對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海關的研究，這篇論文有幾個特點： 

1. 為當時歐美漢學界中少數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著作； 

2. 以客觀的角度、較為精密的分析進行研究； 

3. 所採用的資料全是以英文等外文為主的文獻，而不使用中文的相關記載。 

為什麼要提這些呢？除了1、2兩點在之後成為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基調之外，第3點可以視為他在之後在進行中國研究時所出現的缺陷的發端。而且第3點之所以成為費氏這篇論文的特點之一，據說是費氏當初認為學習中文過於曠日費時，而當時漢學研究者汲汲於傳統文獻的風氣也不為他所欣賞，所以費氏在中國留學期間不但不學習中文，連中國的基礎文化觀念也甚少接觸，這些舉動，使得他在之後的研究往往缺乏對中國人本身思維模式的理解。 

　　雖然如此，費氏還是很敏銳的察覺到：中國在近代的大幅度變動，歐洲國家對中國的刺激扮演著一個很吃重的角色。所以他以對時人的接觸，以及歐美國家的相關文獻為基礎，對這一個現象進行研究，發表了他對中國近代史演變的重要論點：「衝擊－回應」論－即中國在近代所發生的史事與制度上的變革，都是在面對當時歐美國家對中國的諸多壓力下，中國不得不採取的因應措施，以及對這些因應措施的反響。 

　　乍看之下，費氏的「衝擊－回應」論似乎真正點出中國近代發展的重心，而這一論點也頗有道理，中國在近代所發生的史事與制度上的變革，或多或少都與外國對中國的刺激有關，所以在這一個論點提出之後，很快地就被當時的學界所普遍接受，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國外研究者的共識，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中國學者在研究近代史時的重要依據。 

　　如果先跳開「歷史發展除了外在刺激之外，必然有她的內部推力」這個想法不談，其實這個論點是典型的「白種人的負擔」式的思維：白種人主導了全世界近代史的發展，有色人種的邁向近代化，是接受了白種人的刺激與教育，有色人種在白種人領導下，才有成為高等文明的可能。雖然說費氏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時候，並沒有公開表示這種思維，然而就「衝擊－回應」論提出的時間而言，很難說這種論點並沒有種族優越的色彩。 

　　接下來，就該談一下Cohen的觀點。Cohen在「中國研究」此一領域進行對中國史的研究時，一開始也是接受費正清的觀點，認為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依照「衝擊－回應」的模式發展的，然而Cohen在更為深入的研究之後，發現了歷史的演進，除了外來的刺激之外，內部的推力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說：Cohen認為中國在踏入近代、接觸到歐美國家的大量刺激之前，就已經因為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面臨到改革的問題了。比如說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所進行的制度改革，一般都以為是在外國的壓力下才促成的，其實並不完全如此：中國在十八世紀晚期以後，原先的制度就已經在觀念的逐漸改變下出現了弊病，就算沒有所謂的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國人自己也要思考如何改良既有的制度，不僅制度如此，社會觀念也是如此。而歐美國家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擴大了她們對中國的影響力，則是更加快了中國人在思考制度、觀念等問題的速度以及進行改良的嘗試動作。也就是說，歐美等國對中國的施加壓力，正是中國近代進行變革的導火線、催化劑，而不是費正清所認為的中國近代變革，歐美國家是主要推動者的觀點。而Cohen這一個觀點，也就是他在《在中國發現歷史》這本書中所謂的「中國中心觀」，講白一點，就是標題所標示的「內部因素論」。 

　　坦白說，Cohen的「中國中心觀」雖然是針對費正清的「衝擊－回應」論提出反駁，但Cohen的「中國中心觀」也在相當的程度上修正了費氏過於強調外部因素對歷史發展的影響這一個比較大的缺失，使得美國學者在進行「中國研究」這一個領域的研究工作時，能夠注意到中國本身的文化觀念的重要性，使他們的研究不至於出現過於偏重西方既有的文化成見，可說是貢獻很大。而費氏在晚年逐漸理解到中國文化觀念對「中國研究」的重要性之後，也逐漸修正之前的觀點，使得他的研究有漸趨成熟、全面的現象出現，Cohen的反駁，對費氏自己的學術研究來說，也算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