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交通不發達的時代，不同的文化通常藉由傳教士、商人以及探險家來擔任溝通文化的橋樑角色，而溝通異文化的思想與宗教者，則以傳教士的貢獻最大。 

　　就有著作介紹中國的傳教士而言，最早的人是從陸路前往蒙古一地，而當時他們的目的為尋找當時歐洲教會所傳說的「約翰王」，甚至一度以為蒙古的王汗就是「約翰王」，因為王汗所信仰的宗教為基督教的一支－聶思托留教派，亦即蒙古語中的「也里哥溫」，也因為如此，當時的羅馬教廷與蒙古之間往來頗為瀕繁。至於明朝中葉以後才到中國的傳教士，則多從海路來，所以他們在理解中國語言及文化時，常以這二處的文化及語言為根據，而他們介紹中國時，也通常是介紹這二地的文化。 

　　傳教士所注意的，無非是宗教的宣傳，所以，他們在異地傳教時，必須注意到異地的語言與思想，在中國尤須如此，所以他們在明朝末年之後一直試圖去理解中國的語言文字，這其中也含有當時尋找「世界語」的根源的目的存在，所以他們花費了許多時間去研究中文，並編纂語言工具書，也就是字典，這種在語文上的研究與編纂的工作，到19世紀初的歐洲漢學界仍然相當盛行，甚至於有許多學者在比賽誰能編出第一本Chinese-Latin dictionary，其流風餘韻，至今語文研究仍是歐洲漢學界的大宗。 

　　其次便是思想。當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傳教時，對於宗教思想一面，總是在「儒學」是不是等於「儒教」這方面相當混淆，這也因為當時儒學已為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唯一主流，幾乎沒有人不會把儒學的禮教觀念視為理所當然的教條，所以當時的傳教士在信件中所介紹的「儒教」，就其內容而言，其實也只是「儒學」而已。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一點：自16至18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的理解與研究，幾乎都以傳教士的介紹與信件為根據，然而即便是居住中國已久的傳教士，他們所理解的中國文化是不是就是真正的中國文化？他們對中國典籍的理解是不是正確？其實都很有問題，比如說與耶穌會傳教士白晉交好的德國學者萊布尼茲，便從傳教士所翻譯的《易經》中，宣稱中國人在著作《易經》的年代便有二進位法的觀念，但是二進位法的觀念究竟是《易經》中所本有的，還是萊布尼茲自己所「發明」的衍伸理論，值得商榷。 

　　除此之外，歐洲對中國的誤解也表現在戲劇上，如紀君祥的《趙氏孤兒》一劇的場景是在春秋時代，出場人物也大抵與《左傳》中的記載相近。然而傳到歐洲之後，因為歐洲人最熟識的東亞人種並不是漢人，而是蒙古人，於是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在歐洲上演時，不但主角換成了成吉思汗，場景也挪到元朝的建立時期，與原作幾乎相差了十萬八千里，而其他的中國劇作如《孟姜女》等在歐洲上演時，也有相近的情況。 

　　其實當時介紹中國的著作，也有一部分出於商人以及探險家之手，他們所關心的不是宗教與思想，所以他們所描寫的中國，有相當的部分是以民間的事物為主，於是也就在其中記載了許多中國社會的黑暗面，這與大部分傳教士所介紹的那些令人憧憬讚嘆的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和道德情操落差極大，就某個層面來說，他們的記載可說是各執一端。然而在雍正禁教之後，傳教士的活動大為減少，歐洲與中國的往來逐漸以商人為中心，雖然在這之後傳教士對中國思想與道德的介紹還影響了很長一段時間，而這段期間中的歐洲學者也一直將中國當作是一個遙遠的理想國度，但是隨著對中國的黑暗面的報導不斷傳來，使得歐洲對中國的憧憬與熱情逐漸消減，到了19世紀中期的幾次戰爭之後，中國在歐洲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更為不堪了。

漫談漢學2－蚍蜉真能撼樹：談衛匡國對《聖經》史觀的震撼 

　　衛匡國（Martin Martini, 1614－1661），義大利人，1631年進入耶穌會，1643年抵華進行傳教工作，曾因「禮儀之爭」一事與同為耶穌會會士的卜彌格（Michel Borm, 1612－1659）前往教廷申辯，之後再度前往中國，1661年死於杭州。 

　　衛匡國在返回教廷途中，寫下了他對中國的認知與報導：Novus Atlas Sinensis（中國新地圖集）、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中國上古史，或作中國先秦史）、De Bello Tartarico Hsitoria（韃靼戰紀，衛氏介紹中國之著作唯此著有中文譯本），對當時的歐洲有不小的影響，現在就來談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中國上古史）這部著作：這本中國上古史的內容記述範圍是從伏羲時代一直到西元前一年為止，大致與《史記》所記載的內容相當，由於衛氏以伏羲為中國的第一個帝王，可見他認為當時中國有關伏羲氏的記載是「信史」。這部書在1658年於慕尼黑出版，在1692年被譯為法文。 

　　既然這部書只是介紹中國的歷史而已，為什麼會對當時歐洲教會所流行的《聖經》史觀引起震撼呢？這可要從《聖經》中的「創世紀」說起，當時的歐洲人以為《聖經》中的記載全部都是事實與不變的真理，那麼，《聖經》中所提到的「創世紀」這一個「事實」，究竟是在多久以前呢？曾經有一位神職人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異想天開地將《聖經》記載中所有人的壽命全部加起來，得到的答案是：西元前四千一百多年左右，所以當時的歐洲人都認為整個世界就是在西元前四千一百多年左右由上帝所創造的。但是，衛氏這部書將伏羲統治的時間定在比「創世紀」還要早上一百多年左右，也就是說，在上帝創造世界之前，中國就已經有政府存在了。這部書一出版，教會中的神職人員可就開始緊張了，中國的伏羲比他們《聖經》中的「創世紀」還要早出現，這不就是說《聖經》「創世紀」的說法有問題了嗎？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可說是對《聖經》「顛撲不破的真理」的地位的一大動搖，所以當時的教會人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不得已之下採用了他們原本所認為的偽經－希臘文《聖經》（當時的歐洲教會以拉丁文《聖經》為唯一的標準本，希臘文《聖經》對他們來說是不可信的「偽經」）中的說法，將「創世紀」的時間點定在西元前四千六百年左右，才勉強解決了這個在當時可說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麼，衛匡國的這本書有沒有遭到「異端」的處置呢？以當時教會的做法，一切與《聖經》說法相扞格的學說與知識，一概以「異端」處置：書，全部燒掉，人，如不「悔過」，有判死刑的可能。不過有趣的是，衛匡國這本書在當時不但沒有遭到「異端」處置，還大為暢銷，在1783年馮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的《中國史》出版前，還是當時歐洲人了解中國的重要參考著作。為什麼這本書會有令人如此意外的遭遇呢？據說是耶穌會會士在衛匡國出版這本書之前，曾經為了這本書開過專案會議，潤飾了其中較為刺激性的字眼，才得以如此，不過伏羲比創世紀早出現的記載，還是保留在該書的內容之中。

漢學漫談3－清朝最早的外文學校：俄羅斯文館 

　　與中國最早發生政府間外交關係的近代西方國家是俄國，但是兩國在語文上的隔閡造成雙方來往初期的障礙，根據中國方面的文獻記載，俄國直到雍正五年（1727）簽訂《恰克圖條約》，獲准派學生來華學習滿漢文之前，是不懂中文的。而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俄兩國在談判《尼布楚條約》時，雙方也是經由中國方面帶去的翻譯官張誠（Franciscus Gerbillon Joan）與葡人徐日昇（Thomas Pereyra）等人的協助而達成協議。 

　　在《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兩國之間的來往較以前來頻繁，因此，學習俄文以便兩國的往來和交涉的重要性便逐漸為人所重視，同時，根據條約來華的商隊，以及先前在雅克薩戰爭中被俘而留居北京的俄人也可充當俄文的師資。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清廷先後兩次派遣大學士馬齊徵求八旗蒙漢內願學習俄文者一共六十八名，於當月的二十三日在俄商居住的俄羅斯館內開學，並由俄商之一的瓦西里擔任教習，但是在兩個月後便因商隊返俄而停止。同年七月，在馬市西北大佛寺內設立學館，自北京的俄羅斯佐領內委派庫石麻和伊番兩人為教授，重新開學，並派內閣蒙古房中書常度監管。 

　　最初幾年，學館似乎沒有正式的名稱，至康熙五十五年時才定名為「內閣俄羅斯文館」，後來英人德貞（John Dudgeon）於同治十二年（1873）時曾經在文館舊址大門上看到一塊名牌，上書「內閣俄囉嘶文館」數字。 

　　俄羅斯文館屬內閣與理藩院共同管理，由內閣蒙古房侍讀學士或侍讀一人充提調官，再由理藩院委派郎中或員外郎一人兼管。文館剛成立時，並沒有管理章程，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才經大學士傅恒等奏定，之後在嘉慶八年（1803）、道光十九年（1839）先後又有兩次修訂，同治元年（1862）恭親王奏擬同文館章程時，便以俄羅斯文館的章程做為參考依據。 

　　文館的教習最先是來華俄商，之後是俄羅斯佐領下的俄人，但是到傅恒奏定章程時，表示因為當時再無適當的俄人師資，於是改由已獲得官職的學生陞補。學生名額定為二十四名，選八旗官學生入館肄業，考試分月課、季考、歲試，月課是由教習主持，季考試卷需提調裁定，歲試由提調主持。學生的修業年限並無規定，只有每五年考試授官的辦法，這項考試原由文館自行辦理，嘉慶八年起改由吏部奏請欽派閱卷大臣在上諭館考試，一等授八品官、二等九品、三等不授，各等均留館內繼續學習；五年後再考列一等者各陞授一級，七品官五年後又考列一等，以主事即補。道光十九年後，改為七品官考一等者需到部學習三年，期滿後與各項候補主事統較年資以次遞補，升遷不如從前優待，使得學生的學習情緒大減。 

　　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初期以後，俄羅斯文館便已經失去作用，在嘉慶十年（1805）時，曾經派遣幾位文館的學生到庫倫擔任翻譯，竟然沒有人能聽懂俄國人所說的俄文，而當時理藩院與俄國往來的文書，也都由在北京的俄國教士或學生翻譯，而不是送到原本職司其事的俄羅斯文館。 

　　在英法聯軍之後，由於學習外國語文的需求再度上升，文館又引起當局的注意，在同治元年（1862）經內閣奏准，劃歸總理衙門辦理，竟然發現全館師生竟然只有一位助教說得上粗通俄文而已。根據李學智研究清代內閣大庫殘檔，發現俄羅斯文館學生的日常作業內容，與五年一考的試卷內容完全相同，而評閱試卷的標準，只是依據滿文書寫的工整與否，至於學生的俄文程度如何則不予過問。

　　與此顯然成對比的是俄羅斯學——俄國派遣來華學習滿漢文的學生：當咸豐八年至十年中俄《北京》、《天津條約》談判期間，完全由俄羅斯學學生明長、晃明兩人居中翻譯，其過程與之後的交涉內容明顯均對俄國有利。同治二年京師同文館之俄文館成立後，首任的俄文教習柏林（A. Popoff）即是俄羅斯學出身的駐京俄使館翻譯官。這些留華的俄國學生後來有些成為著名的漢學家或在大學任教，如編著《華俄辭典》及其他許多著作的巴拉第（Archimandrite Palladii Kafarov, 1817-1878），及擔任聖彼得堡大學教授與俄國科學院院士的瓦習禮（Vasili Pavlorich Vasiliev, 1818-1900）等。 

　　俄羅斯文館創立於中國國勢強盛的康熙年間，成為中國學習近代外國語文的開端，其章程為京師同文館模倣引用，兩者關係至為密切。然而文館在創立大約一百年後便走上衰敗之途，俄國曾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時指定贈送「京城學習俄羅斯文藝學生」三百四十七種各類圖書，共七百餘冊，結果奉旨交理藩院收貯後就沒有下文，咸豐八年（1858）文宗御賜何秋濤書名《朔方備乘》時，得知此事，並圈出四十餘種進呈御覽，其餘轉存方略館，在同治八年（1869）時總理衙門請旨索回該批圖書，也只是存於書庫而已，等到光緒十一年（1885）御史趙爾巽奏請翻譯該批圖書，已是四十年後的事情了，而這次奏請的結果也因為大部分西學圖書已經陳舊而由總理衙門奏請免議。假定道光二十五年俄國贈書時即予繙譯刊印，不僅有助俄羅斯文館的振興，及對俄國的深入瞭解，而且可提早中國對西學的認識。而俄羅斯文館失此重振館務的良機，致使中國日後在與俄國外交折衝時，因為缺乏翻譯人才，任憑俄人愚弄而不自知。同治元年京師同文館成立後，名存實亡的俄羅斯文館終於被歸併，結束該館一百五十四年（1708~1862）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