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50—70年代的世界漢學研究史，香港跟牯嶺街都應該記上一筆。怎麼說呢？在大陸易手之後，由於對外界採取封閉政策，使得這個時候的國外漢學研究者都無法從中國文明的發源地尋找第一手的研究資料，只能退而求其次，從邊陲的香港以及台灣等地蒐集文獻資料，這種情況在中共推行「破四舊」以及文革等文化政策時，更趨顯著，大批的古文獻在中國大陸被當作廢紙銷毀，而被有心人士強救下來的部分，則有不少被設法轉運到其他地方，如南韓、香港等地。在這個時候，也有部分大陸地區文史方面的著作，也曾被部分「有力人士」帶到香港出版，在陸鍵東所著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裡，就提到章士釗曾經將《論再生緣》帶到香港予以出版，引起大陸相關單位的一陣騷動，可以為例。而且因為香港當時的政治地位特殊，連帶使得當地的人民比較容易與國外人士往來，而國外的漢學研究者也就因為這些關係，經常與香港學界打交道。

談到這裡，不禁想起以前大學的聲韻學老師曾經在課堂談及某位系上的老教授，在年輕時因為交換學生的關係，而曾經在南韓住過一段時間，當時適逢大陸「除舊佈新」，大批文獻書籍被運到鄰近的南韓，而那位老教授便趁機蒐購其中的一部分，在多年以後的一次聚會中，那位老教授一時興起，將那時候所蒐集到的書籍全部拿了出來，讓在場的人恣意選取，而那位老教授所蒐集到的文獻書籍，著實讓當時在場的人們羨慕不已。

至於當時的台灣，因為政治立場的緣故，而採取與中國大陸相反的文化政策，使得那時國外的漢學研究者紛紛來到台灣找尋研究材料，而那個時候的牯嶺街適逢鼎盛期，古書文物之多，幾達俯拾皆是的地步，更是讓識貨的國外學者趨之若騖，在最近幾年出版的幾本談論台灣舊書店的書籍中，也曾經提到去那裡的日本人為了那些古書文物，不惜一擲千金，而最有名的還是一位美國駐台官員，其蒐購古籍文物的程度，竟然到了讓後來的學者每提到此事，便有「令人急到跳腳」的地步，這種場景，與當時皕宋樓藏書舶運東瀛，中國文化界一片哀嘆的情景頗有相似之處。而這些遠渡重洋的古書文物，自然成為國外漢學研究的一大資源，就此而研，提到這個時期的國外漢學研究史，怎能不提到這兩地的貢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