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學研究來說，Jullien也是個典型的個案。我們不能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他，他和伯希和是完全兩類的漢學家。他在書中也說：「我的雙重目標──通過使思想脫離故土來干擾思想和回到哲學的最初階段以質疑其固有成見──至少在優先程度上沒有考慮知識的『實證性』。這正是許多漢學家為之遺憾的，他們更希望我們終生為他們修一部優美的中國思想史……或完全不同的此類知識研究──預先是有用的、合理的！而且遇到的困難要少得多……那樣，我就會很好地，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完成我的『傳經送寶』的中介角色。在這樣做的時候，通過用歐洲的觀點比照他們的客體，因此就豐富了他們的視角，我甚至會對中國人做了有益的事情了。但問題就在此！事實是我既不想做學問淵博之士，也不想『製造』某些思想效應和關於思想的效應。」Jullien的存在再次說明漢學的跨學科性，我們在研究它時，僅僅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是不行的，我們必須將其視為西方學術的一部分，摸清其西方學術的背景和價值取向。跨文化的視野是不可少的。正像法國當代哲學家利奧塔在評價Jullien時所說的：「他是中國人了嗎？或只是哲學家？又抑或，兩者皆是。」（樂黛雲主編：《跨文化對話》第17輯，第190頁）

Jullien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他說：「我根本不能作為這一領域的代表，但我會繼續在這一領域中進行研究。」（《跨文化對話》第17輯，第151頁）他在做漢學研究時，始終注意自己的角色，他告誡他的漢學同行們，在研究中國時，總會面臨到「中國化」的危險，因為中國文化異常強大，它往往使研究者墜入其中而渾然不知。所以，要時時和中國文化保持一種距離，時時不忘自己的問題。

這樣，我們看到在對Jullien的漢學成果把握時，必須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入手，才能切入他的要害。如果把他的漢學成果搬過來用，像現在不少學者對待美國中國學那樣的方法，是一定會出問題的。

Jullien的漢學研究予我們的主要是一種比較文化的方法。這種方法顯然受到後殖民主義的影響，他努力擺脫「西方中心主義」。如在《迂迴與進入》中對列維－斯特勞斯的批評：「從而把自列維－布留爾以來關於中國人原始思維徹底銷解。這是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中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和白人種族主義偏見的激進顛覆。」（葉舒憲：〈在中國發現詩學〉，見《跨文化對話》第14輯，第190頁）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Jullien的作品，我們會發現，他所設定的和研究的中國文化基本上是先秦時期的元典文化，這樣他忽略了中國文化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的演變，如他為說明歐洲語言的多樣性和中國語言的單一性，他說：「我在中國也沒發現人們對翻譯的興趣。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中國以往身處漢字世界中，儘管在中國通過梵文接觸佛教時，翻譯活動延續好幾個世紀，但這種翻譯是由一些並不地道的中國人以過度的形式完成的，幾乎形成對漢語的干擾點。」（《跨文化對話》第17輯，第143頁）顯然，這個結論是可以討論的，佛教的傳入對中國中古語言的影響是比較大的，這點在語言學界已經得到證明。近代以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後，中國的語言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中國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對外來文化的吸收。這一點Jullien注意不夠，在一定意義上，他是在一種靜態的環境中來把握與分析中國思想和文化的。

因此，在我們出版他的這本書時，我們並不是贊成他的所有論點，但我們關注他的研究，他的方法，作為法國漢學的一個特殊形態，他的學術存在使我們對域外漢學的認識更為寬闊，同時作為一個思想的例證，他也提供給了我們反思自己文化的一面鏡子。

張西平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