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lien在法國學術界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但他獨特的思路和治學路向的奇特，對於我們還是很有啟迪意義的。思想最忌諱的是平庸，學術最忌諱的是沒有創新。在這個意義上，聽聽Jullien的「奇說」，反觀我們自己的思想和學術是很有意思的。

從近代以來，由於社會文化的深刻變化，如何回應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成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它幾乎牽動了所有哲學家和思想家的心。但當時的所有選擇都是用西方哲學來改造中國思想和哲學。按馮友蘭的話，就是「新的中國哲學，只能是用近代邏輯學的成就，分析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使那似乎含糊不清的概念明確起來」。（《中國現代哲學史》，第207頁）實際上馮友蘭是在「用柏拉圖和新實在論的哲學」對宋明理學進行詮釋，而熊十力和梁漱溟則更傾向於西方的生命哲學，牟宗三用的是康德的哲學，李澤厚用的是馬克思的實踐本體論。當然，他們很清楚「哲學」是個外來的概念，用它來套中國古代的思想有一定的困難，也清楚看到中國古代對修養義理之學有著自己的貢獻，西方哲學並不能包含。張岱年先生認為，哲學並不是專指西方哲學，它只是一個學科的類稱，西方哲學只是其中一個特例而已。馮友蘭甚至認為可以撰寫一部《中國義理學史》，並以此為標準來寫一部西洋義理學史。前賢雖有此心，但無此力，當時的局勢是如何回應西方哲學，用西方哲學的概念來表述中國自己的思想是一個學術的主流，而對中國思想中與西方哲學不同的問題，他們較少注意。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從中國哲學自身的特點出發來表述和研究中國哲學，反映出中國思想的獨特性，真正擺脫西方中心主義對我們的影響是一個尚待努力的問題。Jullien給了我們一個西方學者的觀察，他的這些結論都還可以討論，但他的那種將中國哲學和思想的獨特性與西方區別開來加以研究的路向是有啟示意義的。

在一定意義上，西方的漢學家與我們中國的「西學家」很類似，即中國學術界的西方學術研究者，他們都是以對象國的學術文化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正如西方漢學家研究孔子如同中國的「西學家」研究柏拉圖一樣。在西方漢學家的學問中，他們的方法論深受其國家文化和學術傳統的影響，學術的材料雖然是中國的，但方法論上往往不同於中國的學問家。這點在傳教士漢學中表象尤為明顯。即便這樣，在西方漢學家中，真正對西方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同時對中國文化又有很深研究的人並不多。

反觀中國，做西學研究的學者如果和西方的漢學家相比較，有兩點明顯不同：其一，在方法論上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受到西方學術界的重視的人很少，大約只有陳康先生少數幾位學者。在研究西學中採用中國式的研究方法來解釋西學的，運用中國的思想資源來解釋西方思想，如同漢學家運用西方的學術方法論來解釋中國文化那樣，以區別於西方學者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反倒是做國學研究的學者在解釋西方哲學與文化時往往有些獨到之處，梁漱溟筆下的柏格森、牟宗三筆下的康德、張君勱筆下的黑格爾都有著研究者獨特的視角。其二，真正對中國文化本身有深入研究的西學研究者並不多，這點在前輩學者中倒是很普遍，但今天真正打通中西的學者並不多，儘管，不少人努力這樣做。這兩條都和近代以來西方文化成為強勢文化有關，它直接影響了學者的學術取向和學術修養。Jullien的學術路向是：學習中國是為了返回希臘。在中國有此明確學術路向──學習希臘是為返回先秦──的學者幾乎沒有聽到過。或者如Jullien那樣原是專攻希臘的學術背景，後而轉為研究漢學的中國學者也不多，至少我還未見過，原來的專業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現在轉為研究希臘哲學史的學者。

當然，這種比較是一種純粹的理論想像。但我在這裡想表達的是：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的西學研究者大都在跟著西方跑，不能如西方的漢學家研究中國時那樣，有一種理論上的自覺；更少見的是我們的西學研究者有Jullien那種「迂迴與進入」的意識，有強烈的本土文化的問題意識。在這個意義上，Jullien對我們的西學研究是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