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從外部來重新審視它。如果排除印歐語系，在歐洲文明以外真正能和其對話的只有中國。所以，他說：「從嚴格意義上講，惟一擁有不同於歐洲文明的『異域』，只有中國。」中國的特點在於它無法按照歐洲的邏輯進行歸類，正如帕斯卡爾所說的「這個不可歸類的理論豐富性」。正是中國的這種「異」，既使歐洲黑暗，又有光明可尋，Jullien說，通過中國文本將我們陷入的黑暗，有一種別樣的光亮，一種成為可能的理論光輝，並且必須找尋它。當歐洲面對中國時，在語言上和歷史上遇到不可歸類情況，因此是在原則上遇到了無法做任何直接比較的情況，因為人們只能在一種有共同參照物組成的框架內進行比較。而同中國比較，沒有這樣現成的框架，它需要製作。或是，中國特異性給我們的教訓之一是不應混淆「別處」和「不同」：中國是在「別處」，是在歐洲範圍之外──它既不同於歐洲，也不與歐洲相像。

這樣，Jullien的思路就很清楚，他是為了解決歐洲思想的問題，而找到了中國，他研究中國不是為了做一個漢學家，而是做一個歐洲的哲學家。中國不是他的目的地，只是他為衝破歐洲思想的藩籬所反思自己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臘，是歐洲。他是一個要返回自己故鄉的漢學家。他在同中國學者杜小真的對話中清楚表達了這一想法，他說：「哲學是紮根於問題之中的。為了能夠在哲學中找到一個缺口（邊緣），或者說為了整理創造性理論，我選擇了不是西方國家的中國，也就是相異於西方希臘思想傳統的中國。我的選擇出於這樣的考慮：離開我的希臘哲學家園，去接近遙遠的中國。通過中國──這是一種策略上的迂迴，目的是為了隱藏在歐洲理性中的成見重新進行質疑，為的是發現我們西方人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打開思想的可能性。」（杜小真著：《遠去與歸來：希臘與中國的對話──關於法國哲學家于連的研究》，第3-4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他在《道德奠基：孟子與啟蒙哲人的對話》的序言中也表達了這樣的想法，他認為孟子是「有意要從側面，從一個在印歐文化圈之外獨立發展起來的偉大道德傳統中國（以孟子為代表）這個曲角著手。這並非是想在中國為我們的迷途找一個出路（以18世紀的口味，生造一本什麼《中國道德入門》）而是首先想要清理出這個問題本身來。筆者希望通過換一個地域帶來的錯位感，通過把這個問題遺動到別的理論框架之中，通過理論之間的相互所產生的動力，能夠為這個問題提供發展的可能性，讓它重新發動起來。」（《道德奠基：孟子與啟蒙哲人的對話》，第5-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有了這樣的學術取向，他的漢學研究就完全是另類的，他不重視在知識論的積累，他不做實證性的研究。這和絕大多數漢學家完全不同，甚至背叛了法國漢學的優良傳統。在他那裡，再沒有伯希和那種嚴密的考證，沒有戴密微那種文本上的細微探究，難怪當代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在一篇書評中說「從前，把我們的西方對峙於一個模糊的東方成為時髦，這個東方無所不包，從君士坦丁堡到北海道。把這種對峙侷限於中國會不會是個巨大的進步呢？任何真正的漢學家，只要他意識到中國地域的廣大和它留給我們的異常浩繁的文獻，就會感到很難回答中國是什麼這個問題。這是因為他所了解的至多只能使他保持其謙虛態度而已……如果說相距遙遠的文明之間存在根本差異的話──人們也會發現印度，這個另樣的社會和精神世界──抽象而言，卻不能說存在比『歐洲思想』更多的『中國思想』。況且，『西方』或『歐洲』思想的理念本身是可笑的。對照這兩種思想興許能夠廉價地、以極端蔑視對中國作家進行長期而艱難研究的態度為精采的闡述提供材料；但是，因為這些闡述不顧時間和脫離一切背景，它們同時便失去了任何合理性。」謝和耐在這裡幾乎否認了Jullien所主張的全部的理念，對他這種脫離歷史和時間的中西思想不屑一顧，認為Jullien的做法沒有任何合理性。

但Jullien仍堅持自己的主張，他認為「第一，人們只能從外部通過遠景（視覺以外）合理的使用中國思想概念或歐洲思想概念：從內部看，看到的是認識論的緊張關係和決裂──從外部看，看到的卻是構成『理性』基礎的邏輯－相符性形式；第二，如果說中國代表一種特殊的、更加根本的特異性情況，這正是因為中國跟我們不屬於同一語言群體，不同於印度（印歐語系）；也不同屬於同一歷史或交流的群體（至少直到近一時期），不同於阿拉伯語或希伯來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