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是題材的出新。具體而言就是指題材內容的廣泛性和「下指」性。廣泛性是指在普遍的政治熱情和社會責任感的指引下，梅堯臣有意識地將各種生活內容和生活場景納入其視野，而不像宋初「三體」那樣只注意自身眼前的天空或典雅的風物以表述一種高情逸趣。而從部分詩篇內容的「下指」性（或稱「平民指向」）看，如著名的《田家語》、《汝墳貧女》等等，梅詩關注的已不只是內心的適意，而是普眾的生命、家國的危艱，這種在「經世致用」思想影響下生髮的悲天憫人的社會關懷，正是梅詩轉變宋初詩風的關鍵。

　　其三，這些詩作體現了情感體驗的「深入」性。這種「深入」，既有目見耳聞的親歷，又有設身處地的理解之同情，情感之真切，已不是如「白體」、「晚唐體」那樣，營造空幻的理想境界；也不像「昆體」那樣把自己的真情實感包裹在層層疊疊的古語典實之中。面向現世人生，直接抒寫真切的感受和真實的感情，這也是歐梅等恢復「風詩」精神，實踐「經世致用」思想的具體作為，也是意識形態領域復興儒學精神的具體表現。梅堯臣一再批評「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的「空言」詩風。可以說，梅堯臣的這種詩歌精神，貫穿在他的詩歌創作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