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將元曲置於世界文學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具有了比較文學的意識和方法。這與鹽谷溫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有關，同時也與他的留學經歷密不可分。日本自明治維新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其開端是向西方敞開門戶、悉心學習。在這一過程中，學術界的近代化也呈現出模仿歐洲的趨勢。近代日本中國學的形成，即與歐洲近代社會科學，特別是文藝復興以來興起的歐洲中國學（Sinology）密切相關。鹽谷溫雖然出身於漢學世家，自身又成長為中國學家，但他在學生時代卻沒有學習漢語，而是學習英語（中學）和德語（高等學校和大學），他的第一個留學國家也並非中國而是德國。正是在德國留學期間，鹽谷溫較為深入地瞭解了歐洲的元曲翻譯和研究成果，並受到很大啟發。他曾在歸國後的彙報演講中說：「意想不到的是，法國學者中巴贊、儒蓮、多尼等人已有詩曲小說翻譯，令人十分驚異。……《西廂記》、《琵琶記》等連合適的日語翻譯都尚未得見，卻已有了法文譯本，這一事實實在令人汗顏。」（《遊學漫言》）巴贊在其編著的《中國戲劇選》的長篇導言中，首次向法國介紹了中國戲曲的歷史演變和特點，為西方提供了一個中國古代戲曲發展的總體輪廓。這種思路也給鹽谷溫的元曲研究帶來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