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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21 12:55:49瀏覽399|回應1|推薦2 | |
2.我們的共同之處 我已經指出,差別是很容易識別的,但要發現這兩種哲學之間的相似卻更難。通過分析上面提到的各種差別,我把它們之間的相似歸結為三個方面:關於宇宙的本源、關於生命的意義和關於社會的規則。 馮友蘭說,中國哲學不強調形而上學。他以內聖為例說明中國哲學研究是自我陶冶的方法。但內聖的理想卻只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雖然是核心部分,但並非是中國哲學的全部。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之間存在著某些微妙的差別。儒家強調對行為的研究,而道家則關注超驗的東西,這被看作是自然的法則。例如,老子就說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25章)。根據老子的觀點,道僅僅是萬物之道。除了道家之外,佛教和陰陽學派也在形而上學的意義上討論了宇宙的本源問題。例如,陰陽學派就提出了對天的神秘解釋,把天就看作是宇宙。他們認為,宇宙就是由陰陽結合而成的。正是這個理論激發了萊布尼茲對中國哲學的極大興趣,使得他能夠把他的二進位制用於解釋宇宙的最初因。在中國哲學中,陰和陽是宇宙的兩種不同本源:陰具有女性的特徵,是消極的、被動的;而陽則具有男性特徵,是積極的、主動的。它們都是宇宙萬物的最初因。 天人合一被看作是中國哲學的主要特徵;因為人本身就是天的一部分,它們相互不可分離。雖然對天人合一以及人對天的服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顯然,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儒家和道家)都是試圖用一種本源而不是各種理論來解釋宇宙的最初因和本質。所以,對它們來說,天和道都是唯一的,都是高於人類的,但又是只有通過人類才能得到,這就是所謂的「替天行道」,也就說,人可以以天的名義實踐道。天人合一這個觀念的前提是相信,人和天或自然之間是沒有分別的,因此,人和天被看作是同一的。這與西方的二元論思想完全不同。根據西方的二元論觀念,主體和客體是分離的。而正是中國哲學的這個觀念,使得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宣稱,他們在中國古代哲學中發現了某些相似性。這裡至少可以提到兩個觀念:一個是開始於19世紀末的反二元論觀念;另一個是訴諸於混沌(但不是混亂)的觀念。的確,某些西方哲學家已經注意到,古代中國哲學中的某些形而上學思想可以拯救西方哲學面臨的在科學技術控制下的人類生活中出現的危機,保持人類與自然的和諧,例如保護動物和自然環境。 許多哲學家已經指出,中國哲學的主要特徵之一是倫理具有首要性。的確,孔子關注的焦點是自己如何做到內聖外王。道教雖然被看作主要關心宇宙的本源或本質,但它也關注道德問題。例如,《道德經》就是由兩部分構成的:《道經》關心的是世界萬物成為自身的方式;《德經》關心的是人類的德性。「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經》第51章)這就意味著,當我們由道而生,我們就應當由德而養。道是我們無法用語言去要求的,我們只能遵從或服從它;而德性則是我們可以通過訓練和陶冶而得到的。為什麼中國人很少宗教性而更多哲學性,原因之一就是,我們不能去追問道是什麼或通過宗教的方式去追求道,而只是追問我們如何能夠成為一個好人或聖人。由此,中國哲學家就願意討論這樣的問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我們想做一個好人,我們應當如何去做?我認為,中國哲學的好處就在於它不需要上帝作為判斷善惡的絕對標準;因為即使上帝被從至高無上的地位拉了下來(就像尼采做的那樣),我們也不會迷失方向。我發現最近西方哲學家出版了許多關於生命意義的著作,比如約翰.科廷漢、安東尼.格瑞林和約翰.斯庫頓等。他們都很好地對公眾討論這個問題,但最終他們都要求諸於神學的解釋以獲得對這個問題的確定回答。當然,我知道他們大多數都是無神論者。我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不用神學的或基督教的解釋就可以解決我們生活中的問題?如果我們考慮一下中國哲學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想答案應當是肯定的。當然,你可能已經看出了,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對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沒有任何偏好。我的策略是比較這兩種哲學,由此我們可以更好地解決我們生命中的同一性和社會地位等問題。 最後,這兩種哲學在社會制度的建設上也有相似之處。中國有豐富的如何建立社會制度的思想資源。在古代,有學問的人或受過教育的人的最高理想是做政府的官員。孔子在《論語》中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第19章13節)。在《道德經》中,老子同樣為君王提供了許多如何治理國家的建議。他的政治理想是由聖人治理國家。他說:「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第3章)這個理想歷來遭到許多批評,被看作是一種愚民政策。但在老子的時代,很難去要求君王去關心人民的疾苦和幸福。所以,老子就以這種方式提出好的君王應當如何善待他的人民。因此,作為君王的聖人就是哲學王。的確,中國哲學中的一個傳統就是,幾乎所有的帝王都宣稱要成為聖人,他們是從上天得到的權位。 根據西方最新的政治哲學發展情況,政府與其人民之間的關係在關於民主、政府職責等問題的討論中成為焦點之一。如何處理最小政府的問題就成為政治哲學家面臨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我們可以說,來自儒家和道家的中國哲學思想可以有助於當代政治哲學的討論。 當然,如果我們進一步地分析,我們還可以得到更多的相似。我們的共同平臺是,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我們可以比以往更好地交流。我們知道,相互理解不僅是盡可能多地消除誤解的最好方式,也是發現不同哲學和文化之間相似性的方法。這樣,我們就可以解決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拯救這個時代處於危機中的人類。 參考文獻 中國古籍:《論語》、《道德經》 Lawrence Cahoone, 2003: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3rd edition, Feng Yu-Lan, 1952: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 Derk Bodde, Paul Shih-Yi Hsiao, 1987: Heidegger and Our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in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ed. Graham Parkes, G. W. F. Hegel, 1975: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Introduction: Reason and History, trans. H. B. Nisbet, Franklin Perkins, 2004: Leibniz and B. Russell, 1946: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這是作者於2007年6月27日在英國劍橋大學哲學系( Faculty of Philosophy)講演稿的中文版。英文原稿的題目是「如何有意義地理解中國哲學」。由於篇幅原因,作者對英文原稿作了較大的刪減。 作者簡介:江怡(1961-),男,四川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是現代英美哲學和中西哲學比較研究。 【轉貼來源】:中國學術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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