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1941年1月，把以「陽明學的人的概念、自我意識的展開及其意義」為題的畢業論文，提交到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後來又進行了增訂，登載於《東洋史研究》第八卷的第三號及五、六合併號（1943年7月、1944年3月）上。本書總的來說不過是它的重複。雖然在引文上多少豐富了些，再敘述上增加了一些委婉曲折，但是從根本上來看，與那篇論文沒有多少差別。本書如此沒有進步，反思起來不禁汗顏。但是有一點需要說明，這篇論文登載於雜誌上的時候，最初預告說一共是三章，但是其中的第三章，因為懶怠的關係，最終沒有繼續寫下去，給編輯先生增加了很大的麻煩，自己也非常過意不去。現在這一部分終於有機會發表了（本書第四章），這樣一來可以相信本書也有一點存在的價值吧！不管怎樣，總免不了「顏之厚」的批評。但是，本來最初起草論文時的構想，是把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作為論文的主題，而把概觀陽明心學作為論文的導論。1940年的秋天，預先要呈報論文題目的時候，我選擇了「從王陽明到黃宗羲」這個題目。選擇這個題目是因為能力不足以及陽明學本身的魅力的緣故。再這裡尤其要特別交代一下的是，更因為是由於閱讀了嵇文甫先生的《王學左派》的小冊子（民國23年，開明書店），而開始對泰州學派產生了興趣^（2）的緣故，最終沒有完全實現當初的意圖。黃宗羲，所謂清初三大儒之一，作為開創清朝實證學，特別事實證史學的淵源的學者，又是作為君主制的深刻批判者，已廣為人所知。他的《明夷待訪錄》，已多次被我國的內藤湖南、小島祐馬兩博士表彰。但是，關於黃氏的概括性研究，卻還沒有人進行嚐試。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確是本名著，但是他的理論，有難以令人信服之處；同時，書中關於清初諸家對君主的批判的論述和關於所謂民本主義的一些論述，也只能使人感到非常表面化。從大學畢業到現在，我對黃氏的關心毫無衰減，我相信我把它的文章差不多都看完了。「國可滅，史不可滅」（《南雷文案》卷六，〈董次公墓誌銘〉），這是黃氏的話，但如果人們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這短短的話語的話，那麼它在中國精神史上就一定是意味深長的了。如前所述，黃宗羲是心學者，心學者的黃宗羲怎麼成了史學者的黃宗羲了呢？筆者想什麼時候深刻地探討一下這個問題，然而為了這個目標，首先必須面對東林學派。路途險遠，乞請諸賢鞭策。

在本書將要公開發行的時候，我預先要申明的是，本書並非是在充分準備後寫出來。本書雖然是對同樣的主題進行三次改寫之後的產物，但絕不是潛心鑽研的結果，它只不過是乘著一時的興趣，對胡亂閱讀所得進行點綴增補的東西。加上搬家搬到現在這個地方，除了我那寒　的書架藏書之外，應該依靠的文獻就再也沒有了，再加上我完全沒有東奔西走去利用公私文庫的充分時間。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中起稿，所以沒有能夠把幾年前的那些抄錄與原典進行校對，只好再三把不能信賴的石印排印作為根據。不！不！將自己的錯誤歸於「外」，是陽明夫子所嚴禁的。這完全是筆者的病入膏肓的懶惰所致，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請各位別責難我。況且，我對漢文的引用和翻譯是非常拙劣和粗雜的，僅請諸賢指正。

最後，有一事需要辯解。那就是，自己原來是史學專業的，完全缺乏哲學素養，特別是不太理解為弄懂心學所必需的關於宋學、佛教的理論。要毫無遺憾第論證本書這樣的主題，恐怕只有已故的安田二郎先生能夠勝任了。在安田先生長逝的一兩年前，他漸漸地轉為關心明學。安田先生生前不一定承認我的論述，我也難以同意安田先生的觀點。但是，安田先生那深厚的哲學功底、關於宋學的堅實之事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嚴密透徹的剖析等等，都是我非常敬佩的。上天如果能夠使安田先生多活幾年的話，那麼不容置疑，陽明心學的本質一定可以得到劃時代的解明。本書由於筆者能力和才學的不足，遺漏掉了應該論證的很多問題，成了頗為片面的東西，這是我自己承認的。與此同時，在這裡表達對安田先生的痛惜之情。作為曾是與安田先生同一研究室的、與安田先生一起讀書學習的學弟，我認為我更有義務表示悲痛之情。安田先生的遺稿，最近已有《中國近世思想研究》（弘文堂）與《孟子字義疏證》（養德社）這兩本書公開出版。安田先生明白易懂的文章，可以使一般的知識人士輕鬆閱讀。讀者一定和我一樣感到痛惜吧！

（2）　　在中國和日本，首先高揚陽明左派的，恐怕要數嵇文甫氏了。我受他的啟發而開始注意到陽明左派的存在。根據序文，嵇氏於民國23年春，把在北京大學講授思想史的一部分抽出來發表，就是這篇《左派王學》。但此書不如說是介紹之功居多，如嵇氏自己所言：「僅引端緒，不詳細發揮。」在他的研究中，雖有不足之處，但那是篳路藍縷的疏往往難以避免的，絕不應該以此掩蓋嵇氏的卓見。特別是此書的附錄〈十七世紀中國思想變動的由來〉這篇文章，雖然有令人難以贊成之處，但應該加以慎重琢磨。這是一篇極其富有創見的文章。現在將此書的內容條目性的紀錄如下：

序

一、王陽明的道學革新運動（一至十七頁）

二、王龍溪與王心齋（十八至四三頁）

A.      王龍溪

1.        講學的熱情

2.        狂狷、鄉愿

3.        現成良知

4.        煎銷磨練

5.        天泉證道

B.       王心齋

1.        樂學主義

2.        淮南格物說

三、泰州學派之重要人物（四四至六三頁）

1.        王東崖

2.        顏山農

3.        何心隱

4.        管東溟

5.        羅近溪

6.        周海門

四、李卓吾與左派王學（六四至八一頁）

五、左派王學的歷史評價（八二至一０一頁）

此章論述了樵夫朱恕、陶匠韓樂吾、田夫夏叟等。

附錄：十七世紀中國思想變動的由來（嵇著《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一０二至一二四頁）

一、陽明派心學影響後來的正反兩方面

二、16、17世紀之間的西學輸入與古學復興。其中關於古學復興：從藏書刻書之漸盛與古字古音的研究這兩方面來進行論述，把清代樸學運動的第一步發展放在這一時期。

三、17世紀中國思想變動的根源。嵇氏認為：各時代的思想之所以不同，是由於各個時代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不同、各個時代的社會構成形式不同所決定的。嵇氏本著唯物史觀的理論，從大局出發，得出中國的歷史無非是一部封建社會演變的歷史的結論，嵇氏從以下幾點考察了明朝中葉以後的社會變動：

1.        貨幣經濟

英宗以後，銀被作為正賦，租稅從自然物租稅向貨幣租稅轉移，這市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中要的階段。從此官俸、軍餉都以貨幣支給，貨幣的需要日趨增加。這應該說是商業資本發展的重要標誌。

2.        海外貿易

一些人違反即使連一片木板也不許入海的嚴厲禁令導致走私貿易盛行。而且，這些「勢家」、「奸民」，實際上操縱了輿論，左右了官吏，勢力大到足以影響國家政策的程度。而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已經佔據了澳門，荷蘭人佔據了台灣，國家處於西洋各國接踵而至的狀況。

3.        土地兼併

4.        民眾暴動

民眾暴動歷代不是沒有，但明朝卻格外多。從《廿二史札記》三十六頁的〈明代前後流賊〉；同書三十五頁〈萬歷中礦稅之害〉等可見一斑。

此文結論說：「明清之間──十七世紀──的思想變動是根據明中葉以後的種種社會條件所形成，是當時地主階級自救運動的反應。」

這裡預告的《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一書，那以後是否會出版，就不太清楚了。

還有東京的後藤基己氏刊登在《漢學會雜誌》第十卷第二號（昭和十七年十月）上，題為「清出政治思想的形成過程」的論文，作為既妥當地評價了陽明學、陽明學左派，又展望了明清思想的內在聯繫的書籍，確屬一篇罕見的力作。我現在不知道他的近況，如果他還健在的話，那麼發揮出其學問的蘊蓄，將會給學術界以很大的裨益。特請諸君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