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明代是中國近代精神史上提出獨特問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近代精神，可以說已經尖銳化到極限；由於自己產生了悖論，幾乎快要毀滅自身了。一言以蔽之，舊中國的精神可稱為「禮教的」精神。這雖然是極其籠統而又大膽的規定，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它直截了當第抓住了舊中國精神的核心。如同本書中也表明的那樣，因為筆者的學問尚未成熟，要在中國精神所展開的各種現象中精密地規定中國精神的全貌，這是難以勝任的。我想暫且借用一下「禮教的」這個詞。而它畢竟是未分化的精神，是作為as sich^＊的精神，這是固定不變的社會精神。但是，就是這種與他者毫無關係的、未分化的自我存在的精神，進入宋代之後，便理論化、理性化地開始自我分化；在明代，它的自己駕馭自己的自律即將完成。或者，對社會理性而言，它也可以被稱之為個人理性的獨立化、自律化吧！這是近世士大夫、讀書人的獨特生活所產生的必然動向。當我們在探究中國近世的時候，一開始就必須預見到這樣的動向。就像在歐洲的近世所被認可的那樣，所謂文化形式的細分化，他的自律性要求的傾向（為學問而學問，為藝術而藝術等），在中國的近世也能被認可。而其根本在於確信人的根本能動性立場的不可遏止的自我擴充的熱情，以及與之互為表裡的合理主義這兩種特殊的精神態度。在歷史時代的三分法（古代、中世、近代）中，不得不承認應該稱之為幾乎是形而上學的「時代」的類型性。既然同是人的生活的展開，那麼，不論是在歐洲還是中國，在本質上畢竟要表現出同樣的傾向；既然把學問作為人的理智的認識，那麼，把它當成法則性、類型性的東西來處理，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即使是中國的近世，也可以相信，它是與人類歷史的「近世」一致的（而不是人類歷史的「近世」的例外）。而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探求它的徹底的中國式的性格。為了精確認識和勾畫中國的近世性與近世的中國性這兩方面，必須把握作為近代中國史主體的士大夫的存在性格，這無疑成了本書的中心課題。近世士大夫的生活，必然促使分析的、邏輯的意識態度得到發展。合理主義極其激進，古往今來的儒家一律成為嘲弄的對象，「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的儒教經典遭到嘲笑。「啟蒙」的熱情，決不是與中國無緣的，而它的命運最終卻極為悲慘。中國的合理主義思潮被強權所鎮壓，此後歷史上再也沒有作為運動的形式出現。啟蒙之樹還沒有結果就枯萎了。具有特色的這個事實所包含的意義，必須慎重地加以仔細研究。中國的近世最終沒有達到市民社會。中國的近世是「最終沒有達到」呢？還是如同一個社會無論它怎樣地達到高潮，卻最終沒有達到市民社會一樣，還會有其他特殊個別的近世存在呢？不用說，這大概就是「近世學」獨特的課題吧？最近多次聽到「古代學」這個詞，而與這個「古代學」具有同等地位的關於近世的近世學，也是必須存在的。這是筆者所堅信的。但這還不是目前所關心的問題。

我認為，陽明心學是儒家思想（或者是中國思想）的極限，超越陽明心學，儒家思想在本質上就已經不再是儒家思想了。如果說凡是一種思想，在它的極限狀態抓住它，對把握這種思想的本質往往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的話，那麼，對陽明心學的研究，在這裡就應該具有獨特的意義。然而現在即使把觀點只限定在中國學術史上，也必須深刻反省向來對明學的漠不關心。從過去到現在，學者議論明學，言及李卓吾，十之八九是墨守自清學而來的非難，那不過是蹈襲《日知錄》中的咒罵而已。可以把明學說成是「空疏」的，然而，這個空疏是相對於怎樣的充實而言的呢？那不是因為用了清學的標準來衡量明學嗎？而且，明學一貫認為，像清學那樣引以為自豪的訓詁考證之學，才是空疏而沒有根基的學問。明學必須用明學本身的原理來衡量；而且明學的原理必須要由貫穿近世之原理的本身來定位和把握。不，不僅僅只是這樣。根據清學來規範明學的態度，會招致更加重大的錯誤結果。那就是，不能理解明清思想史的正確聯繫，說清學的實事求是是對明學的空疏的「反動」而引起的，說明清的精神史是沒有聯繫的。然而史學家不是把明清一同概括為近代嗎？中國的近代，難道只不過是一個單一的政治經濟體系嗎？在它的精神發展史上，實際上是兩個時代嗎？作為清朝實證學的先河而列舉出黃宗羲、顧炎武兩氏，這已經屬於常識，但是，黃宗羲作為劉宗周的弟子，又因為著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著述，不言而喻是眾所公認的心學者。顧炎武也將他的壯年時代歸屬於復社，置身於廣義的明學的氣氛之中（關於如張履祥、陸世儀這樣的清初朱子學者，更沒有必要論及）。或者又說清朝考證學的思想史的意義在於「以復古為解放」這一點上。^（1）然而從孔孟中解放出來這件事，實際上不是已經幾乎被明學所完成了嗎？明學與清學在這個問題上的一致，歸根究底難道只不過是偶然論和唯果論的一致嗎？在確信能夠「客觀」地考證神聖的經典的精神態度中，不是應該可以看到貫穿於宋元明清的、具有深刻同一性的「主觀主義」嗎？明清的非連續性，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不抓住在其本質上所存在著的、具有深刻連續性的基礎構造，那麼，要想統一地把握近世的中國，歸根究底是不可能的。在思考明學和清學之間的聯繫的時候，仔細推敲陽明學的本質，概觀其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本書雖然還僅是其緒論，但筆者的意圖，應該是涉及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