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　日．島田虔次著，甘萬萍譯，《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頁1-9。

根據內藤湖南博士的觀點，中國近代（宋、元、明、清）的成立，具有平民的發展與政治重要性的衰退這兩個根本特徵（參照《東洋文化史研究》所收〈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在思想學術領域中，這兩個根本特徵以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在本書中所展開的研究，歸根究底，就是受到博士的這個觀點的啟發而產生出來的。作為關於宇宙論、人性論的近代思辯之學的宋學，作為對經典進行批判的考證學、文獻學之清學，這兩者怎麼會成為近代學術史上的雙璧，這個問題毋須再提了。然而，居於宋學和清學之間的明學，即因陽明心學而為人們所知的明學，又是怎樣的呢？它確實是宋學某一方面的發展，但僅此而已嗎？一般認為，陽明學發展至其末流，便墮落於空疏的概念遊戲，即所謂「玄學」之中，而被其浸潤的士大夫，則陷入無氣力、無理想的境地，結果就發展成被稱之為「心學橫流」的社會性弊病。陽明學就是這樣被定論的。更有甚者，心學還被咒罵成是明朝社稷之所以滅亡的根源。被我國所移植的陽明學，倒是一直以很高的評價而受到關注，甚至還被看成是明治維新的一個精神推動力。將兩國對陽明學的評價相對比，人們不禁為這種評價的懸殊之大而感到吃驚。然而，一種獨自形成的思想，在它誕生的過程中就完全殞落了，應該得到很好的評價的東西沒有了，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陽明學就沒有發展了嗎？再說，一種思想，說它造成了「社會」的危害，這是什麼意思呢？更進一步說，經常以「實學」著稱的陽明學，同時又被那些也標榜為實學的清初學者們痛斥到那樣的程度，這又是為什麼呢？這只應該斷定為被玄學化了的陽明學末流之罪嗎？實學是什麼呢？我們對這樣的概念的歷史性，難道不是反省得很不夠嗎？把陽明學稱為實踐性的哲學，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在這種場合，在實踐中被作為目標的、根據實踐應該實現的，是什麼呢？是傳統意義上的「名教」，是五倫五常、治國平天下之道吧！更進一步從根本上說，作為實踐主體的人，是怎樣被把握、以什麼為前提的呢？心學的核心是什麼？讓心學那樣地「橫流」的根本動力又是什麼呢？不解決這些問題，無論怎樣反覆進行甲論乙駁，果真可以了解心學的本質與被影響著的社會的真實嗎？

在本書中，我想用一種方法來嘗試解決這些疑問。這就是：跟蹤作為心學的核心──人的概念的形成與發展，通過回顧構想這樣的人的概念的心學者們的實踐，去探尋心學運動之歷史的、社會的意義，將其所遭遇的命運的必然性和近代中國本身的構造聯繫起來進行理解。我認為，心學的根本問題，無非是人性的問題。人的問題，可以劃分為內在的主體性的人的概念，和以這個人的概念為根據的外在的客體性的實踐這兩個範疇。而且，人，歸根究底無非是社會性的人；即使是實踐，說到底也不是外在於社會的實踐。更進一步說，這個社會──在此處是作為對象的舊中國，在根本上無非是以士大夫的極端獨特的性格作為核心而構成的社會。士大夫的世界才是本來意義上的「社會」，而所謂庶民的世界卻可以作為這種優等「社會」的欠缺形態，或者說是伴隨現象來理解的。如此說來，我目前所關心的，就與作為在這種社會中的舊中國式的人的存在方式聯繫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