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少的是一張隨身的椅子；回到台北，缺的是一個隨身的垃圾桶。

椅子要巧妙像腳踏車的小摺，咒語一唸，縮進小背包才好；心裡想的垃圾桶更魔幻，除了可以摺疊，關鍵時刻還要它隨時消失才好。

在香港，兩隻腳穿梭於都市叢林裏，盼的只是路邊有張椅子。譬如那次，我從銅鑼灣地鐵出來，飛過一個意念﹐想隨手記下來。人群擁著我向前走，就是沒有地方可以坐定。

        又有一次，找的是一隻手套。當時是寒冬，走出地鐵站，我反手在背包裡抓出一隻手套﹐巴望著人行道上有張椅子﹐方便我把背包卸下，把另一隻手套翻出來。 

找不到可以停靠的角落，我把這筆帳記在香港的高地價上。人多的地方不放免費椅子，意思是把人群驅趕到店裡，單位時間內榨擠出最高的消費。

商，ㄤ整體而言，香港ㄉㄜ高，椅子序裏ㄌㄧㄥ堡的紙張，也可能是擦拭嘴巴的面以及，增整個城市缺乏綠地、缺乏個性小店、缺乏徜徉的空間，都跟地價這個禍源有關。地價高，地產商從中謀利，而地產商的利益與小市民的利益一向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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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都會中，什麼是小市民的基本需求？又靠什麼，維持小市民恆定的幸福感？

任外界煩囂，仍有可以隨處坐定的椅凳，看看其他行人，感覺到時間正緩緩流淌，這屬於小市民對空間的基本權利。

比起香港，我們台灣人的居家環境還頗有空隙：巷弄間留著幾株老樹濃蔭，過條街還有生活所需的7-11，店裡的凳子就可以休憩半晌。24小時便利店，加上攤販與夜市，滿足著小市民的基本生活。

小市民邊吃邊喝，機動性地解決餐飲，但手裡剩下的包裝盒罐，要怎麼辦？好不容易在路邊找到個垃圾桶，洞口怎麼已經鼓凸出來？

假定隨身都有環保袋，然而，總有一些設想不周到的情狀吧。預期每個人帶幾個咧著口的袋子，隨時裝入手中回收與不回收的垃圾，畢竟有些過於理想。

在其他國家的城市裡漫遊，幾步路之內，就見到垃圾分類的箱籠。開口大大地，玻璃瓶很好放，看過的報紙也很容易丟進去。

我們城市缺少垃圾桶，是不是假定市民會為了節省隨袋徵收的垃圾費而把家裡的垃圾往街上帶？即使有少數人這樣做，對策難道是少放垃圾桶、再把垃圾桶開口縮小？更何況，正因為公德心需要自我強化，邏輯也可以反過來看：找不到垃圾桶﹐拿著垃圾的人經常無計可施，反而習慣了丟在暗處也不以為意的行為模式。

這裡多少藏著階級問題。比較起來，有車階級有車裡暫放垃圾；真有錢的人也不致生出垃圾桶不夠的體驗，因為總有人把垃圾接過去。倒是在外面解決一餐又一餐的人，最能感受到城市對使用者的不夠友善。僅有的兩隻手，若是拿著丟不出去的飲料罐，還要採買，還要拉捷運把環，還要找鑰匙、推鐵門、開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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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缺的是椅子；台灣的都會裡，少的是垃圾桶。

隨手舉的小例子，反映出兩地的一些根本問題。

香港鬧市沒有閒置的椅子，因為小市民只被當作善盡本分的工蜂，甚至忽略了工蜂也需要休憩的角落。台灣的發展軌跡中，麻煩的一向是形式與官僚主義，譬如說，就因為垃圾減量這個充滿正當性的說法，在缺乏配套的情況下，垃圾桶竟減到不敷使用。

無論如何，城市的主要功能，還是在照顧小市民的需要，包括他偶而急著要丟一個泡麵碗或飲料杯的生活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