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小說是你寫作歷程中很特別的一個類別，請問是什麼因素讓你想從一個社會事件發展成為一部小說？

睿智的讀者早已看出，淡水河邊那件聳動的咖啡店命案是這本小說靈感的起始點。不諱言地說，寫出【黑水】與那件命案有著關連。

我簡單說一下心境好了。自從那聳動案件發生，至今三年來，媒體提到被告，用的常是「蛇蠍女」。以「蛇蠍女」概括地標籤一個人，坦白說，我很不能夠接受。

司法過程也令人不安。一年多前（2014年九月），被告二審判死。審理前，法官送被告一本《與絕望奮鬥》的書，要她讀後好好悔罪。看似一件小事，違反的卻是司法基柱的「無罪推定原則」。奇怪的是，司法界一律噤聲，竟沒有人提出專業倫理的疑問。

開庭時，庭上的對話尤其荒謬。法官威懾話語譬如：「妳說想儘快給被害家屬公道，為何還上訴？」某些時候，法官又在庭上變身八卦記者，問一堆「為什麼你朋友都不來看開庭？」「這裡沒有媒體，（探監時）你男朋友都跟你說什麼？」

判決書更是武斷，見財起意、殺人奪財，又說被告在案發後「絲毫不覺愧疚，更無任何懺悔之意。」錯綜如迷宮的內心世界，有沒有悔意等等，外人真的輕易知曉？

判決書對於心理學的範疇也同樣獨斷，斬釘截鐵寫著：「本院認為深度心理治療並不包括可能可以防止被告『再犯風險』之命題。」

當時我感觸極深。人心是遍佈暗礁的水域，這樣一紙判決書，甚至作為死刑依據，對真相拼圖毫無助益。

當然，殺人的被告並不無辜。她殺了兩人、她確實犯下重大的罪。我好奇的是，為了什麼？罪行有沒有其他原因？其他理由？

小說，對寫作者而言，是解惑的一個方法！D. M. Thomas 的《白色旅店》寫的那句：「人類的靈魂是個遠方的國度，遙不可及，想要成功抵達，先要在峭壁之間闢出良港。」我始終服膺在心。人心是遙遠的國度，試圖抵達，必須一斧一斧的敲，敲在堅硬的岩石上。一斧一斧，在「峭壁間闢出良港」。

而小說，一斧一斧，只是真相的開始。

寫作本書，最大的困難為何？

我坦承，這本書對我是高難度的挑戰。

過程中數度難以繼續，心裡常思索的是，她不能夠停下來麼？佳珍真的必須走下去？

人心隱晦而難明，像是一團亂線，耐心抽取，才約略找到它的線頭。包括小說作者在內，難以回到時間的原點，重構犯罪事實。

對著未完成的書稿我也曾想要放棄，就好像一本書中說的，「如果你試著去了解一個破碎的人，你會跟那個人的人生一樣破碎。」怎麼樣儘量公平，處理兩個角色的心境：怎麼樣分出層次，呈現故事的片段。許多時候，彷彿正在走鋼索。

另一層次的困難在於，這故事不是奇案或懸案，沒有意想不到的情節，甚至在開始已經知道結局，怎麼樣在結局既定的情況下，讓讀者興味地翻頁，一點點進入角色的內心世界，在在考驗小說作者的「手藝」。

以上說的是寫作過程，最困難的還是，說服讀者除了進入情境，也願意進入一場思辨。包括每章後面的紛紜的聲音，羅列的是可供思辨的素材。

難處在女主人翁並不無辜。她殺了人、她確實犯下罪。有可能被冤枉的人我們願意為他（她）辯護，包括之前的蘇建和案，三人全然無辜，人們的關注或同情比較容易找到理由。

這本小說的女主人翁顯然不是。

黑是黑、白是白，這個黑白分明的社會裡，她的位置清楚，她落在暗黑世界裡。

可不可能說服讀者，多聽她一點；邀請讀者與我一起，聽聽她可有心聲，怎麼樣把自己鎖進打不開的心牢，一步步走向不可逆的結局。

小說當然是虛構，但是在這部小說中，你如何調節真實與虛構？

借用了某些真實案件的元素，場景與情節有相似之處。

人物的背景與內心世界卻純屬虛構。這是一本小說。請外界不用對號入座，都是作者一手捏製出來的人物。

目前所見的台灣小說，對於中年女性處境著墨的作品不多，但這部小說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對中年洪太的深度描寫。你原本擅長寫女性，既有的女性書寫作品如《行道天涯》、《百齡箋》、《何日君再來》既是書寫大歷史，也是替歷史上的女性人物寫出另一種心聲。這回藉虛構的洪太，你試圖表達什麼樣的思索？

引哲學家康德的意思，人性是「曲材」，無論是公認的偉人、名人或者傳奇人物，迫近去看，人性中總有晦澀與陰暗的角落，因此也「找不到絕對的真理」。我們或許因為儒家傳統，寧可怨嘆著禮崩樂壞，卻不願意認知到真實的人性本來如此。我們歷史上的偉人，看起來總有點失真，因為「移除」了他們與一般人相通的人性。

【黑水】之前寫的書，我描繪過一些人物，總希望把人性的部分，包括內心世界的幽微處，也包括與你我相通的慾望與感情，重新還原回來。

她為什麼會下手？她怎麼可以這樣殘忍？【黑水】在解謎當中，延續著這樣的思維。

一個案件中簡單界定「善」「惡」二元，其中沒有灰色地帶。善人就是百般純真、惡人就是生性邪惡。人世間的事，豈是那麼易於明瞭？

無論她叫做宋美齡、叫做鄧麗君，或者是案件中平凡的被害人，或者是那位下手的加害者，如得其情，都有令人嘆息、令人哀矜的地方吧。

透過這些真實的人性面，鏡子一樣，我們照出了不完美的自己。在我心裡，這是小說的真義！

【黑水】中的洪太角色，聰敏、犀利、頑強，婚姻的真相不堪聞問，一方面無路可出，一方面她也因循、無奈、甚至對丈夫迷途知返存著不切實的希望。我欣賞她的是，她始終有份自知，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也做出處境下的取捨，即使到最後時刻，漂在水中回顧一生，對開始就一路錯下去的婚姻，自嘲中不失清明。

有人會認為，被欺瞞的妻子成為被害人，既是最值得憐惜的角色，洪太應該被塑造得更柔弱更無辜更充滿美德，她純粹是被第三者害到的女人。

我想問的是，為什麼弱勢與被動才被認知是美德？如果對自己怎麼被牽連進去真一無所感，這樣的無辜（或者是無知），就叫做美德？

這些年來眼見到，許多女性花許多心力處理婚姻問題。尤其對聰敏的、高知識水準的女性，無論怎麼想要妥協或配合，婚姻始終是一個難題！許多時候，女性是在婚姻關係中努力拉出一個距離，才保有本身的完整水域，至少，傷害不要損及內心最柔軟的地方。

佳珍是許多台灣年輕女性的真實縮影，從鄉村到都市打拚，沒有背景，沒有奧援，以低薪度日，受到現實的逼迫，金錢的壓力、物質的引誘，渴望獨立、創業，進而出現失控行為。某種程度來說，是不是可以解讀為目前台灣社會縮影？

出書前，我給朋友看稿件，朋友建議的書名是「少女Ｊ」，後來還是用了「黑水」。但我心裡，時時想起這位朋友電子信上寫著的話，我摘錄一段：

「她原可以是Jane、Jade、Jennifer ,whatever

但她卻成了這個佳珍，沒有回頭路的佳珍

她是我們身邊的少女

她是Jane、Jade、Jennifer ,whatever

這樣想是視這部小說，是文學，但也是一個case(案例）、一個file(檔案）

放在更大的社會面去研究討論解析探尋因應，

希望她牢靠地佔著一個重要的位置，

因為寫出了這個時代看似特例，但潛在任何角落的缺愛的少女。」

我喜歡朋友的說法。

佳珍住在都市外圍，她的廉租屋是頂樓加蓋，遙望到河對岸豪宅的環狀大洋台；站在洪太衣櫥前，或走在台北東區名店街，她感覺到陌生，她也試圖想像，但她其實無從想像那些有錢人的日子。有一道跨不過去的鴻溝，她努力想要跨過，不小心釀成大錯，……是的，我不否認自己同情佳珍，她身上有社會底層某些女性的縮影。

糾結的必然是女性的內心嗎？男性在婚姻中的糾結是否也值得一探？

妻子心裡有壓抑，丈夫何嘗不然。夫妻間至親又至疏的微妙關係，或許它太過複雜，我們的文學作品少去觸及。

譬如書中的洪伯，遇到佳珍竟燃起無法撲滅的熱情。熱情很難揭露在陽光下，因為會被視為不正當的敗德行徑。然而，誰又理解洪伯在婚姻裡蓄積了多少不滿？他多麼費力去壓制身體裡那頭小獸？

另一個藏在每家壁櫥裡的秘密：夫妻間性的欲求，可能是不對稱的欲求，在夫妻多年之後，怎麼平息？怎麼緩解？

我們傳統裡是把婚姻歸入倫理關係。有了夫妻之倫，就解決了所有問題。真的嗎？

簡單說，抽掉「性」的元素，我身為作者，絕不相信小說中的犯案條件能夠成立。唯有「性」的原慾夾纏在其中，讓人躊躇、讓人迷惑、讓人自我嫌惡，同時也讓人勇敢、讓人強烈地想要重新開始，想找機會過更理想的生活。

婚姻（尤其是多年婚姻）的壓抑少用文學角度做探討，是不是也因為在台灣社會，小說讀者的年齡偏低，過了某一年齡，人們不再讀小說。

你怎麼看小說中的洪伯？有沒有普遍性？洪伯也代表某種中老年男子的典型？

身為作者，對書中每個角色自然都付出同情。某個角度看，洪伯是所謂心機深沉，用了手段讓佳珍就範。問題是，對這樣年紀的男性，循正常管道，他無法表達心裡沒熄滅的激情；周遭社會有一種約束力，他甚至無法對自己說清楚，他不知道該怎麼承認或面對……心裡的「綺念」或該稱「邪念」。

我們的文化傳統，常是未經同意，硬把有年紀的男性統統擺進倫理結構！這點與西方不同。舉一個例子，路上不認識的也稱「北北」、「爺爺」，一旦這麼稱呼，位階高了一層，如同家中長輩。長輩若是逾越分寸，就是猥褻的事，牽涉到亂「倫」禁忌。

這讓洪伯一類生機勃旺的中老年男士難以自處。怎麼做都顯得猥瑣，顯得扭曲，除非他在很高的社經地位，有豐厚的財富資源，有人替他打點各種眉角。否則，他必須心機深沉，才能夠得其所欲，感覺到青春的滋潤。

我們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賢，其實充滿年齡歧視，包括把長輩放入倫理的虛位，從此對他的真實需要不理不睬。從這個角度看，洪伯當然有他難言的委屈。

書中有一處提到，西門町的老咖啡館，老位子上坐著的老「北北」們，可有人關心他們想些什麼？

本書在形式與手法上是否有新的追求？定稿與原始構想差距大嗎？

小說一改再改，定稿與原始構想有很大的差異，曾經用幾個不同的方法講述故事，最後選的是這本書裡的形式。對我，自認是最適合的形式，動盪與浮沉間做出對照，在一條不透光的黑河中，折射出主人翁們的心靈水紋。

這本【黑水】，對我可以說是一場實驗。實驗性尤在於文學作品與社會現實的距離。

與歐美或日本比較起來，我們的小說作者對爭議性的社會議題，習慣站在安全距離之外。

早在1966年，楚門‧卡波提根據1959發生在美國堪薩斯州一起兇殺案寫下【冷血】；1996年，小說家瑪格麗特‧愛特伍根據加拿大十九世紀一件轟動案子，寫下【雙面葛蕾絲】。

葛蕾斯是當時真實的案例。名叫葛蕾斯的年輕女僕夥同男僕殺了雇主，也殺死雇主懷孕的情婦。到底是不是葛蕾斯做的？她自己動手？或者她只是幕後策劃人？還有，葛蕾斯與雇主存在不為人知的曖昧嗎？葛蕾斯妒恨著雇主那位有孕的情婦嗎？真相到底怎麼樣？

即使表面上證據確鑿，真相卻很難尋獲。小說作者在意的只是，人們戴著看事情的濾光眼鏡，怎麼除去？

小說這個形式，真實與虛構交織，更有可能撥開迷霧，拼湊出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譬如小說中的佳珍，她跟自己說的話可信麼？她告訴律師的話可信麼？她在法庭上說的話可信麼？即使她百分百的誠實，只屬這個人的片面記憶與片面真實，仍然不是全部的真相。讀者必須自己判斷，當時，在必然與偶然因素下……發生了什麼事。

本書寫作的過程中最大的壓力是什麼？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你準備怎麼面對？

可以預料，出這本書，會面臨極大的社會壓力。

一個眾所矚目的凶案，媒體操弄之下，真相看法的差異，總被操弄成被告（壞人一方）與被害人家屬（好人一方）的對立！被告怎麼判刑，有沒有被判死刑，與真相無關，成為一場你贏了／我就輸了的零合遊戲。更何況我們的文化對於人性課題、隱匿的動機等一向缺乏追索的興趣。說什麼壞人的人權、壞人的動機等是浪費時間。殺人本應該償命，最好早早槍決示眾，以儆效尤，或說，增益「好人」這個壁壘裡的安全感。

這樣的社會氣氛下，【黑水】雖是一本小說，依然可能被誤認為替「壞人」說話；或者更被認為，死者為大，是不是對被害家屬造成傷害？

對自以為正義化身的人們，作者無從辯解。我只想說，小說是多提供一種理解的角度，在觸及人性的問題上，留一些灰色地帶，就多一些出口，多一些述說的機會，在未來，類似的悲劇或會少一點發生的機會。

（刊於小說 〖黑水〗書後，聯經出版社，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