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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21 08:57:11瀏覽263｜回應0｜推薦5 | |
。 袁可嘉：40年代中國詩歌批評的一次現代主義總結 臧棣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說袁可嘉的詩歌批評標志著40年代中國詩歌批評現代主義向度上所達到的最高水准。這種評價也許會受到質疑。人們很可能會由於袁可嘉同西方現代主義批評的關系太親密，從而把他看成是現代主義批評（主要是新批評）的中文翻版加以貶低。就象雷納·威勒克借著柯勒律治與德國浪漫派美學的血緣關系而貶低柯氏的重要性一樣。［③］在評價袁可嘉的批評所包含的理論價值時，我們也會遇到威勒克在柯勒律治那裏碰到的難題。但是如果我們把袁可嘉嚴格地視為一個詩歌批評家，而不是一個詩歌理論家，那麼我們就不會過於挑剔他對現代主義批評的皈依（這種皈依有時又會因對現代主義批評觀念缺少全面深入的理解，而顯得象一種草率的信仰）。畢竟，袁可嘉比他的同代人更系統地顯示了運用現代主義原則的批評能力，更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在40年代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袁可嘉的批評並不單純是西方現代主義詩學的回聲，當然，把它說成是對後者在中國的理論發展同樣是不恰當的。比較公允的看法是，他運用現代主義的詩歌知識，發現並論述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發展中的一些重大課題，其中有的甚至關涉到整個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趨向。他的批評並不是空洞的引經據典，而是飽含著一位敏感的詩人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寫作的可能性的洞察。 一 4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發展主要面臨兩種觀念上的壓力。在試圖減輕或抵消這兩種壓力時，袁可嘉的批評也相應地呈現出兩種針對性。一方面是針對當時意識形態色彩濃重的現實主義詩歌觀念，它截然否定在中國進行任何意義上的現代主義詩歌寫作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它有關詩人的現實意識、時代感、歷史感、政治意識，以及詩歌的社會功能的現實主義的解釋，深刻地影響了30年代以來的中國現代新詩的走向。袁可嘉的批評並沒有規避上述這些似乎已由現實主義詩學得出了確鑿結論的問題，而是以相當篇幅就這些問題重新展開討論，提供了一種現代主義的理解。並且，袁可嘉依據中國現代詩人的處境和所面臨的問題，對現代主義詩學進行必要的修正。他這樣做的理論意圖絕非象有些論者所指出的那樣，是試圖展示一種“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相結合的詩論”，［④］而是想避免那種“起於對本身及對方的基本精神的認識不足”［⑤］的批評效果。如果說在文學的總體觀念方面，袁可嘉確曾一度試圖在他所區分的“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大抵上可對應於現代批評史上所界定的文藝自由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之間“尋求協調的可能”，［⑥］那麼在詩歌問題上，袁可嘉始終堅定地相信現代主義要優於現實主義。這從他所提出的調協方法上便可以體味出來。所謂“協調”不過是用“人的文學”去包容“人民文學”，因為“人的文學”比“人民的文學”更“尊重文學作為藝術的本質”。［⑦］袁可嘉可能從未相信兩者之間會達成批評共識，但是他相信真正的批評應該是一種基於民主原則的對話，所以，袁可嘉對現代主義的修正，是想建立一種與現實主義詩學體系的對話基礎，其理論意圖旨在表明中國現代主義詩學並不排斥現實主義所縈縈系懷的詩歌問題。這種修正所參考的詩歌範本顯然是早期奧登的那種左翼色彩濃厚的現代主義詩歌。袁可嘉就通常被認為是現實主義才會論及的那些問題重新加以闡釋，至少可以獲得兩種批評效果：（１）澄清現實主義對中國現代主義的狹窄的理論定位。（２）重新樹立中國現代主義的詩歌形象。即申明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同樣關注社會現實問題。 第二種針對性，是用新批評為代表的英美現代主義詩學取代以法國象征主義為首的歐陸現代主義詩學。這種轉換反映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運動在40年代的一次重大的理論更新和觀念變革，但迄今很少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20至3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受到意象主義、表現主義、象征主義、未來主義的多元影響，但真正在觀念上觸動現代詩人，並推動新詩向現代主義轉化的影響，公認是來自象征主義。40年代以前，中國詩歌界有關現代主義的詩歌概念，多半是依照象征主義描畫出來的。在某些極端的論戰時刻，象征主義甚至經常被對等似地混同於現代主義。由於種種原因，象征主義沒能適應30年代中國嚴峻的社會現實對它的挑戰，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象征主義遭到詩界的普遍遺棄。這種遺棄可以說是合乎歷史和文學的雙重邏輯，但也造成了一個可怕的理論誤區：人們在否定中國象征主義的時候，也潛在地否定了中國現代主義的寫作的合法性。因為當時的大多數詩人認為象征主義是整個西方現代主義的代表，既然連象征主義都難以適應中國的文學環境，那麼別的現代主義詩歌就再不配在中國生存發展了。針對這種態度，袁可嘉試圖以新批評為武器加以改造：從理論上指出，完全存在一種比中國象征主義更具包容性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寫作的可能性。它剔除了象征主義輕視現實的詩歌因素及其神秘主義色彩。奧登和艾略特是袁可嘉建立他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概念時倚重的楷模。兩位詩人的現代主義詩藝都浸透有對現實的強烈關注。這種關注現實的傾向，雖然仍不符合中國現實主義提出的苛刻的標准，但對那些不滿30年代中國象征主義逃避現實的做法而又傾心現代主義詩歌藝術的詩人來說，是彌足珍貴的。因為這與袁可嘉和其他“中國新詩”派成員的社會意識相投合。袁可嘉所接受的理論視域非常開闊，不過有時稍嫌蕪雜。在其十餘萬字的批評文字裏，艾略特、立恰慈（今通譯理查茲）、里爾克、赫伯特·里德、克羅齊、瑪里丹、柯爾瓦奇（今通譯柯勒律治）、肯尼斯·勃克、烏爾班、鮑特爾、布拉克墨爾、布洛克斯、葉芝、利維斯、考德威爾、阿諾德、馬克思等人的觀點，都被被他提及或引申。這樣做似乎只有一個理論目的，使他的現代主義批評不致於顯得目光狹窄。但是也應看到，盡管廣征博引，袁可嘉的批評觀念的核心仍是以理查茲、艾略特、肯尼斯·勃克這三人為基礎形成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袁可嘉的批評是新批評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形式。袁可嘉自己也承認：他曾以《新批評》為書名來編輯他40年代所寫的批評。［⑧］但是很奇怪，他幾乎沒有援引過燕卜逊的任何觀點，燕卜逊在他就讀的西南聯大曾產生過不容忽視的影響。40年代後期，燕卜逊重新應聘北京大學，兩人幾乎是同事。 袁可嘉的現代主義批評是緊緊圍繞“新詩現代化”這一理論命題展開的。“新詩現代化”可以說是40年代中後期中國詩歌批評界的一個理論焦點。朱自清在收入《新詩雜話》（１９４７）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確地說：“但現在是時候了，……我們也需要中國詩的現代化，新詩的現代化；”［⑨］朱自清沒有具體界定“新詩現代化”的含義，他那時似乎更心儀“現代史詩”的概念。不過同一篇文章中所引征的杜運燮的《滇湎公路》一詩，顯然是他呼籲“新詩現代化”的作品依據。唐湜在《詩的新生代》（１９４８年）中也指出，當時詩壇存在著“一個詩的現代化運動”；［⑩］並對它的參與者作了著名的“自覺的現代主義者”和“不自覺的現代主義者”的劃分。前者以穆旦、杜運燮等人為代表，後者以七月派的綠原等人為代表。上述兩例多少表明，“新詩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40年代後期中國詩歌批評界的一個通用的批評話語。指出這一批評話語的群體特征，可能會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袁可嘉在這一批評話語中所達到的深度。與唐湜相比，袁可嘉的“新詩現代化”譜系更具有一種歷史感，他確認“新詩現代化”的“萌芽原非始自今日，讀過戴望舒、馮至、卞之琳、艾青等詩人作品的人們應該毫無困難地想它的先例”。［①①］這種歷史感與他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在40年代中期以前所遭遇的挫折異常敏感有關，同時促使他更加自覺地為“新詩現代化”尋求“一個新的出發點”。［①②］所以，袁可嘉的批評不僅是對“中國新詩”派的現代主義詩學的闡釋，也是對整個40年代中國新詩的現代主義詩學的闡釋。 二 袁可嘉對現代詩的本質所持的根本看法無不借鏡理查茲的學說。他甚至偏頗地認為西方現代詩歌批評是“以立恰慈的著作為核心”的。［①③］理查茲有關“包含的詩”與“排斥的詩”的劃分，有關詩是“沖動的平衡”的見解，有關詩的本質是“整個心理狀態，精神狀況”［①④］的心理學論調，以及認為現代詩具有高度綜合性質的觀念，在袁可嘉的批評中激起熱烈的反響。袁可嘉贊同理查茲有關現代詩是一種“包含的詩”的看法，並把它作為一種詩歌範型引入他對“新詩現代化”的構想，認為這種詩的優點在於“包含沖突，矛盾，而象悲劇一樣終止於更高的調和。它們都有從矛盾求統一的辨證性格。”［①⑤］袁可嘉多少認為40年代以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最缺少的品質就是種現代詩的包含性。“包含性”是袁可嘉詩論的核心詞（另一對應詞是“綜合”）。在不同場合，“包含性”與“複雜性”、“辨證性”、“有機性”、“戲劇性”這些詞匯在意指上可互為界說，但在他的批評理念中，“包含性”是居於統攝地位的，其他那些詞匯不過是對它的某一層義的具體闡釋。 基於對“包含的詩”的認同，袁可嘉提出“新詩現代化”的發展方向“最後必是現實、象征、玄學的綜合傳統”。［①⑥］袁可嘉試圖通過這一概括一攬子解決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發展中的幾個難題。從一種批評的包容意識出發，袁可嘉主張現代化新詩應以平等的態度接納政治，“現代人生與現代政治如此變態地密切相關，今日詩作者如果還有擺脫任何政治生活影響的意念，……無異於縮小自己的感性半徑”。［①⑦］並明確劃定了與“為藝術而藝術”（現實主義的主流話語喜歡給中國現代主義貼上這一標簽）的主張的界線。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發展中的另一裂痕，是“反映人生現實性”與“尊重詩的實質”［①⑧］之間的相互抵牾。袁可嘉對此所做的彌合是宣稱：“耐心”、“誠摯”地解決好詩藝問題，是反映更加廣深的“人生價值”的先決條件。這多少可以看成是對中國象征主義借口“尊重詩的實質”而回避反映現實問題的一種矯正。這種綜合傳統也暗含著一種評判詩歌的標准。袁可嘉也象理查茲一樣，主張既然現代詩是“包含的詩”，那麼一首詩的優劣就可依據它的容量（包容性）鑒別出來，“詩篇優劣的鑒別純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經驗價值的高度、深度、廣度而定”。［①⑨］這樣一種標准的確立對心理學的依賴恐怕要甚過對美學的依賴。不過，對40年代中國新詩發展的現狀來說，這樣一種評判標准的提出仍然是准確、恰當的。把4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寫作同理查茲的“最大量意識狀態”的心理學詩學聯系起來，可以說是袁可嘉最突出的批評貢獻之一。袁可嘉將理查茲的詩學簡括地表述為“作品的意義與作用全在它對人生經驗的推廣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識活動的獲致”，［②⑩］並針對當時現實主義詩學（“人民的文學”）主張文學從屬於政治的觀點，對這段話作了如下引申：“藝術與宗教、道教、科學、政治都重新建立平行的密切聯系。”［②①］這種引申表明他的批評的基本立場，是恪守文學的本體獨立的原則，即“堅持文學本位或藝術本位”。［②②］這種“文學本位”的主張比30年代同類主張成熟的地方在於，它贊同加強文學與現實的“密切聯系”，“肯定文學對人生的積極性”。［②③］對新詩現代化而言，它引進的是一種視野開闊充滿活力的詩歌審美力。袁可嘉敏銳地看到把詩的本質界說為“最大可能量意識活動”對新詩現代化的特殊意義。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絕大多數詩人只願意承認詩的本質與生命沖動、感覺、感情、激情、情緒、神秘心理有關，絕少看重經驗的作用，更不用說意識對現代詩的重大意義。依今天的學術標准，我們不必抽象地在詩是感情和詩是經驗之間非區分出高下不可。歷史地看，袁可嘉對詩與意識的關系的強調，促進了新詩的詩歌感受力從感覺——情緒層面向經驗——意識層面的更具現代性的轉化。艾略特就曾說：“詩歌是生命意識的最高點”。［②④］ 袁可嘉相信“最大量意識狀態”理論能為新詩現代化帶來的另一推動力是，它能擴大詩歌的題材範圍，取“自廣大深沉的生活經驗的領域”。［②⑤］袁可嘉表達過40年代中國詩歌批評史最令人難忘的觀點，認為現代詩的寫作內驅力是“現代詩人的綜合意識”，［②⑥］“新詩現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於現代人最大量意識狀態的心理認識”。［②⑦］不過，他把30年代在英國崛起的現代詩劇作為詩人綜合意識的最高藝術體現，顯然是看走了眼。在詩歌與經驗的關系，袁可嘉所持的觀點總括如下：認為現代詩“是經驗的傳達”，［②⑧］現代詩的衡量標准主要應依據對經驗的含容程度來判定。這些觀點與理查茲、艾略特的觀點並不完全吻合。事實上，這兩人都在經驗問題上心存疑懼。艾略特本人更喜歡用“觀念”來替代“經驗”一詞。中國現代詩人有關“詩是經驗的傳達”的觀念，主要的通過馮至從里爾克那裏繼承來。袁可嘉在理論上對這種“經驗論”並沒有什麼發展，值得注意的只是他比其他人更頻繁地強調現代詩與經驗的關系，並毫不含糊把“經驗”同“熱情”、“說教”、“感傷”、“單純”這樣一些他所說的“新詩的毛病”尖銳地對立起來。此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袁可嘉也進行過有益的論述，如在層次上區分過“生活經驗”與“詩經驗”的差別，［②⑧］並強調詩經驗的個性化，說詩人應努力“從事物的深處，本質中轉化自己的經驗”，［③⑩］更為可貴地是看到詩歌經驗與詩歌結構的內在關系，主張詩的結構應注重接納“集結表面不同而實際可能產生合力作用的種種經驗”。［③①］袁可嘉把經驗與新詩的現代性等同而論的做法也許有簡單化的傾向，但對強化現代詩人的現代意識、促進新詩現代詩品的生成是有益的。 三 袁可嘉批評的另一大特色，是關注中國現代詩人的現代意識的深化。似乎可以說，中國新詩與現代文明、現代文化的關系，是在他的批評中第一次全面而自覺地建立起來的。袁可嘉非常強調，現代詩人對現代文明的關注和對現代文化的意識，並且把這種關注和意識視為一個現代詩人必需具備的詩歌能力。他認為中國現代詩人所欠缺的素質之一，就是缺少對現代文化在現代詩歌寫作中的影響的省悟。他提到由於現代“文化演變的壓力”，［③②］那種“直線傾瀉”的抒情方式已喪失了存在的基礎。並認為新詩現代化“接受現代文化的複雜性”是“必須采取的途徑”。［③③］還認為現代詩的晦澀是有其客觀原因的，是由於“現代詩人所處的厄境（即文化困境）”［③④］造成的。但袁可嘉又不主張把對這種複雜性的接受絕對化，認為詩人應“積極解決現代化文化的難題”。［③⑤］他曾提及瑪裏丹“把詩人創作一首詩比為上帝創造世界”［③⑥］的著名比喻，認為現代詩在現代文化的複雜性面前，應充分顯示“給它們適當的安排而求得平衡”［③⑦］的主體性力量。袁可嘉當然不會忘記艾略特和奧登在這方面顯示出的詩歌能力，稱贊艾略特的“文化綜合”的解決方式和奧登的“社會綜合”的解決方式為“二面大旗”。［③⑧］並且象這兩位大師一樣，認為現代詩也要顯示批判現代文明的能力，“否定工業文化的機械性”。［③⑨］我們知道“中國新詩”派的現代主義是以強調詩人對現實的關注而著稱的。袁可嘉的批評也顯示出這一特色。不過容易被論者忽略的是：袁可嘉所強調的現實實際上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現代文化意義的現實，其二是指當時的社會現實。在討論新詩現代化的藝術性時，袁可嘉通常是把“現代文化”、“現代文明”、“現代世界”與“現實”混同起來運用的。而只有在談及詩人的責任感時，他所說的“現實”才確指社會現實。 20年代至3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歌運動中，曾有不少人指出過現代詩與現代人心理意識的關系，認為詩人應著力表現現代人的內心感受，施蟄存在為《現代》刊登的那些“現代的詩”撰文辯護時說，它們表達的“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現代情緒”。［④⑩］那麼這種“現代的情緒”的實質又是怎樣的呢？杜衡的解釋頗具代表性，他說這種“現代的情緒”的本質就是“一個人在夢裏泄漏自己的潛意識，而在詩作裏泄漏隱秘的靈魂”。［④①］“隱秘的靈魂”暗合了對詩人的絕對個性的強調。從理論上說，杜衡的解釋是一種神秘主義的解釋，並且反映了流行於30年代詩壇的那種將弗洛依德與象征主義拼合的文學觀念。事實上，中國現代詩人從象征主義詩學那裏繼承的表達內心世界的觀念，受當時學界中流行的克羅齊的直覺主義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影響，常常被神秘主義的解釋所肢解。袁可嘉對此缺陷深有感觸，他的批評中幾乎看不到神秘主義的影子，甚至談到“晦澀”這一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批評中的著名難題時也避免了神秘主義的糾纏。在詩人的個性Personality問題，袁可嘉顯得猶疑不定，比如他一方面贊同艾略特“逃避個性”的主張（這時他針對的主要是當時以七月派詩人為代表的浪漫主義的個性），另一方面他又主張在現代主義的傾向中“必須有獨特的個性”，［④②］而他的批評觀也是以尊重藝術個性為核心的。不過，這不應理解為理論上的矛盾。袁可嘉對依據現代人的心理意識從事寫作的根本態度是，這種心理意識是有機地融合在“最大量意識狀態”裏的“強烈的自我意識中的同樣強烈的社會意識”。［④③］他推崇的是象艾略特那樣的“現代詩人的綜合意識”，所以反複強調詩人自我意識與社會意識的融合；從而避免了3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學對現代人的心理意識所做的狹窄的帶有神秘色彩的解釋。這同他對現代主義詩學中“為藝術而藝術”的擯棄也是一致的。 四 在評價袁可嘉的現代主義批評的時候，我們也許會對它所具有強烈的社會學批評色彩感到疑惑。在《我的文學觀》一文中，袁可嘉將“社會學的文學觀”、“心理學的文學”和“美學的文學觀”並稱為其批評觀的三大有機組成部分。他甚至為社會學文學觀勾勒出從柏拉圖、賀拉斯、維柯、史達爾夫人、聖伯甫、泰納到馬克思的令人生疑的線索，其中將泰納的歷史主義歸為社會學批評有點象學術笑話。如果聯系他在其它場合的論述，我們會發現真正使其批評帶有社會學色彩的還是理查茲、艾略特、勃克這樣一些同新批評派有關的人物的影響。理查茲的實用批評非常注重詩歌對人類心靈的淨化作用，艾略特更直接撰有名為《詩歌的社會功能》的論文，從道德角度鼓吹詩歌的社會教化作用；勃克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這位試圖將新批評、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融為一體的“被奧登稱為美國當代最優秀的批評家”，［④④］曾多次被袁可嘉提及。這裏，我們細究其批評的社會學內涵，並不意味著可以把他的批評解釋成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袁可嘉對現實的關注，是主張現代詩的感受力應關注現實、包容現實；與現實主義詩學主張反映現實、再現現實是有本質區別的。此外，還應該把他在詩歌態度上所持的現代主義立場同他在批評觀上所持的社會學批評觀點嚴格地區分開來，才有可能有效地評估其批評在4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詩歌運動中的歷史價值。維護袁可嘉現代主義詩論的純潔性有時也會顯得很困難，因為連袁可嘉自己在１９８３年也說“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在他們（“中國新詩”派）那裏得到了較好的雖然遠不是完美的結合。”［④⑤］不過考慮到８０年代初整個中國學術界仍充斥著把西方現代主義貶為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藝術代表的強大輿論，所以他此時的表白便不能不打折扣。值得注意的是寫於１９９２年的《自傳》，他已比較樂於承他認40年代的批評同一場自覺的“中國式的現代主義運動”是休戚相關的。而最根本的依據還是他40年代寫的那些批評文字。 袁可嘉現代主義批評對現實因素的強調，與艾略特詩學和奧登作品中對現實的強烈關注有承續關系，也與他所接受的崛起於“紅色三十年代”的左翼社會學批評的影響（比如他曾以贊賞的口吻提及30年代英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考德威爾）有關外，也流露出一種強烈的歷史針對性。我們前面已提到過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國現實主義詩學，將在中國的象征主義實踐與逃避現實的藝術傾向聯系起來，並把它作為一種本質特征，專斷而巧妙地擴展定論為中國現代主義與逃避現實的藝術傾向存在著一種必然聯系，企圖徹底否定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寫作的合法性。基於一種社會責任感，或一種更為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現代詩人普遍認可了這種定論。30年代，兩位曾致力於象征主義詩藝的詩人穆木天和何其芳的轉向現實主義，是引人注目的例子。卞之琳在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０年為他自己和戴望舒的詩集寫序言時都反複說，戴望舒和他自己在30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歌寫作存在著“回避現實，……在藝術中尋找了出路”［④⑥］的問題。袁可嘉意識到來自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內部的逃避現實的傾向，危害著40年代人們對另一種面貌全新的現代主義的接受和認同，所以他竭力反對以往將“詩監禁在象牙之塔裏”［④⑦］的做法，並力圖破除人們已經習慣的那種將現代主義與逃避現實栓在一起的觀念。其總的批評意旨是讓人們意識到象征主義並不代表中國現代主義的全部可能性，40年代還存在一種關注現實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歌。他反複援引奧登的例子是很明智的。奧登在１９３８年訪問過中國，而他在中國寫的《戰時十四行》曾受到熱烈歡迎，更主要的是奧登彼時的左翼詩人的身份。現代主義與現實的關系，可以說是袁可嘉批評中涉及最多的一個問題。不過在關鍵時刻，他的措辭就顯得異常謹慎，在解釋“現實、象征、玄學的綜合傳統”時，他似乎有意寬泛地、也多少是含混地將“現實”界定為“對當前世界人生的緊密把握”。［④⑧］這表明，他只同意詩人在詩歌感受力上應關注現實，審視現實，詩歌作品應包容現實，處理現實題材；而且所有這些落實到藝術表現上的時候，必須遵循現代主義的間接性原則，即與“象征、玄學”有機地融為一體。袁可嘉所說的“現實”還有一層含義，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即現代詩人把握現實的能力主要表現為否定現實、批判現實的能力。這同他對英美現代詩歌的演變的認識有關，在《從分析到綜合——現代英詩的發展》一文中，他把現代英詩的發展解釋成（在某種程度上）一種不斷增強的批判現實的能力和發展。雖然他提到過奧登的理想主義氣息，但在現實問題上，他不贊成歌頌一部分現實、否定一部分現實的做法（這是不能把他的批評歸入40年代現實主義詩學體系的又一理由）。他真正欽佩的對待的現實的態度只有兩種：一是“奧登、史本特（今多譯作斯彭德）諸人對現代人生、當前社會展開正面的猛烈攻擊”［④⑨］的批判現實的能力，二是里爾克那種“足以代表現代詩人綜合性的廣度與深度”［⑤⑩］的沉思現實的能力。 ① 袁可嘉《自傳：七十年來的腳印》，《新文學史料》，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原文出處：http://www.my285.com/sc/shilun/xinshi/136.htm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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