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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31 22:09:27瀏覽12104|回應0|推薦7 | |
鄧艮:“被鋸斷的苦梨”:《石室之死亡》再解讀
作者簡介:鄧艮(1975-),湖北利川人,西安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華文文學。 摘 要:詩人將所有外在的與內在的圍困化為該詩的統治形式,這統治之酷嚴也猶之黑暗的石室,洛夫則是要在置之死地的絕境中通過搏鬥,突出重重圍困而獲得重生,石室的死亡乃是另一個世界的新生。洛夫對結構形式的統治性規劃,體現的是自我主體的強大和完整,詩人已然相信《石室之死亡》乃是自我主體的確證,表現了當時的歷史現實和內心經驗。換言之,即歷史的真實和自我的真實。然而這種被召喚出來的主體很可能是虛假的主體,作為一個軍人、異鄉人、詩人,洛夫只能以所處意識形態給定的主體來建構一個自以為獨立于現實政治的文學的《石》詩世界。當時他並不清楚金門炮戰這場奇怪的戰爭同根相煎、相殘的意義在哪里,從而由對整個中國人的命運的悲歎昇華為對人類的迷惘。 關鍵字:洛夫;《石室之死亡》;主題;政治無意識 《石室之死亡》是洛夫繼《靈河》之後的第二本詩集,也是洛夫作為一個現代詩人被確認的標誌。關於《石室之死亡》的創作背景和詩人寫作此詩時的最初體驗,洛夫自己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交待: 一九五八年,金門發生激烈炮戰,中外轟傳,其時我正在臺北大直軍官外語學校英語班受訓,……一九五九年五月我由外語學校畢業,七月派往金門戰地擔任新聞聯絡官,負責接待來自世界各國的採訪記者。…… 最初我在一間石塊堆砌的房子裏辦公,夜間則到附近另一個地下碉堡中睡覺,及到三個月之後才搬進一個貫穿太武山,長約兩百公尺的隧道中去住。……隧道內經常不發電,晚餐後大家除了在黑暗中聊聊天之外,便是睡覺。開始我很不習慣這種戰地生活,經常失眠,在黑夜中瞪著眼睛胡思亂想,有時在極靜的時刻,各種意象紛至遝來,久而久之,在胸中醞釀成熟,便蠢蠢欲動,直到八月某日,我在辦公室寫下《石室之死亡》的第一行:…… 1 《石室之死亡》首輯發表於一九五九年《創世紀》第十二期,結集出版時除了總標題之外, 2並無子標題,而是標上1-64的序號,每首十行、兩節,每節五行。然而,其中某些部分在陸續發表時卻又有著獨立的詩題。這就造成一個矛盾的現象,一些論者包括洛夫自己,時而稱《石室之死亡》為詩集,時而又稱之為一首長詩。顯然的,一首長詩和一部詩集是不能完全劃等號的。筆者無意糾纏二者的差異,關鍵在於,是什麼因素使得評論者連同詩人自己,陷於這種矛盾中而不自覺?或者換一個角度來看,《石室之死亡》定型為現在的結構形式究竟有何意義? 該詩自發表以來,一直受到批評界的廣泛注意,歷年來的評論文章,據保守的數字,至今已逾三十萬字,洛夫也因此成為“臺灣詩壇上多年來最引起爭議的詩人” 3。總起說來,這些批評意見爭議性很大,有兩極化的傾向,而大多折衷論者往往給予毀譽參半的評價。作者自己曾對這些意見有過審視,他說:“歷來對《石室之死亡》的批評,不外這幾個觀點:優點是氣勢龐沛,詩質稠密,意象迫人;缺點是晦澀難懂,而造成難懂的原因,一是意象複雜,過於擁擠,一是詩思發展方向不定,語意難以掌握。”這個概括應該說是相當精闢的。然而說到此詩的難懂問題,洛夫卻有自己的看法,認為所謂難懂者或沒有弄清詩中人稱的“轉移手法”,或不理解該詩運用反常規的“時空壓縮”手法 4。 對此,我們無意去追討詩的“懂”與“不懂”這一說不完的話題,也不必費勁去辨析那些“毀譽”的具體內容,套用趙毅衡先生的話說就是:沒有任何一個正常的作品不需要批評 5。不管詩人自己如何解釋,既然難懂這一毀評能“參半”,本身就說明了《石室之死亡》確實給讀者設置了一定障礙。因此,我們要做的不是去證明該詩意象如何之複雜、詩思方向如何之不定——這種思維方法的結果恰好只能使得目前的洛夫研究無異于大量的重複勞作——而是要問:詩人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寫作的?是什麼使得詩人必得用繁複的意象?又是什麼使得詩人詩思方向不定?而且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這種複雜的意象經營和詩思方向的不定除了導致難懂的結果,還達致了什麼效果?這些效果是詩人自覺的追求還是不經意的完成?或者,作者在文本中是否想掩藏什麼而同時又洩漏了什麼? 洛夫親臨金門炮戰現場,儘管在《石室之死亡》中出現大量有關戰爭的詩句,但作者並沒有直接對這一政治事件做任何說明,也沒有明示詩中的戰爭就是金門炮戰,這恰恰是一個優秀作家的表現。但我們還是疑惑:洛夫真的在文本中表現得天衣無縫而毫無破綻?作者是否刻意壓抑了某些東西但還是不得已地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無意識?我們能否尋覓到作者的這些痕跡?以上種種的疑惑,正是本節試圖嘗試回答的問題。 一、先說《石室之死亡》的結構形式。 有人認為:“《石》詩共分六十四節,每節分為兩段,每段均為五行,如果把每五行一段視為一個基數,這則每個基數可視為易卦中的一個‘卦’,每節前段是上卦,後段是下卦,八八六十四卦(節),是一個頗富數理的定數”,並由此推論該詩“由最初的兩節(陰陽一對)形成二數之乘冪的演算而得來,就有陰陽始分,天地立判,宇宙萬物自是而滋生的意向,這就使它有著從裏向外作爆炸性的張力秩序”。 6這種解釋太黏著于文本的表相,且有過度闡釋之嫌。“石室之死亡”不過是在1965年結集出版時冠以的總標題名,但在之前陸續的發表過程中是有其他小標題的,如第十六-十八首原題為《早春》,寫給詩人楊喚;第三十三-三十六首原題《睡蓮》;第四十七-五十首原題《四月的傳說》;第五十一-五十三首原題《初生之黑》,是寫給初生小女兒莫非的;第五十四-五十六首原題《火曜日之歌》,寫給病中的詩人覃子豪;第五十七-六十三首原題《太陽手劄》。 一部“詩集”在什麼情況下可稱為一首“長詩”?或一首“長詩”在何種條件下又可稱為一部“詩集”?這確實有些矛盾和讓人疑惑。林亨泰認為《石室之死亡》不加標題,而冠以1-64的序號“只因為詩集的整理上所必需”,並進而認為這類不加標題的詩“是最後階段的詩,認為這就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心境”,真摯的詩人不願委屈于“先設定某種題目”,“而是以全世界為舞臺,全人類的心情為心情”,這樣的寫法就是“大乘的寫法”,相反,“附以或設定題目的詩的寫法,便可稱為‘小乘的寫法’了” 7。既然只是因為“詩集的整理”所需,照林先生的話推來,任何一部詩集只要整理時去掉各首詩的標題而代之以序號,就是“大乘的寫法”了?難怪林先生會對“那些出現於各處的標題”不免“困惑” 8,因為他想的是在一個“統一”的“原則下整理”該詩。可奇怪的是,他一面認識到《石室之死亡》本來就是由多首組成的“詩集”,而一面又老追問著它是否具備“完整性”。究竟是什麼使得連讀者也陷入這個矛盾而不自覺? 對於《石室之死亡》的標題,洛夫自己有過說明。“詩成後苦於命題,這是過去沒有的現象,我一向覺得詩的題目猶如大衣左面一排多餘的紐扣,對詩本身並無必然意義,所以……冠以《石室之死亡》,乃是隨便擬的,與這些任何一首均無關係” 9。洛夫的這段話我們當然不信,因為標題是類文本中最重要的一項,不可能無意義。作者對於自己作品的說明或創作談,其實和一般讀者的消費式閱讀沒有本質的區別。這一點,洛夫自己也是承認的:“詩人把創作品與理論同樣當作表達自我的一種工具,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屬於戴阿尼索斯(即酒神——引者注,下同)式的,側重於自我的主觀表現,後者屬於阿波羅(即太陽神)式,側重於自我主觀的瞭解,並使此一瞭解擴及他人。” 10正因為詩人的理論也只能是對自己的“主觀”瞭解,批評者因為享有歷史提供的批評距離才比作家知道得更多,更客觀,才能揭示作者甚至一般讀者的政治無意識。不管對《石室之死亡》“詩集”與“長詩”的爭論理由何在,誰是誰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面對《石室之死亡》結構上存在的這一裂縫,因為“如果作品的裂隙是它本來面目的一部分”,那麼“批評的入手處,應是強迫裂縫朝縱深展開,而不是證明裂縫之有無” 11。 寫詩對於洛夫是一種人生的搏鬥,是向那雙“捏著喉嚨,不讓發出聲來”的手的反抗;“而當時的現實環境卻極其惡劣,精神之苦悶,難以言宣,一則因個人在戰爭中被迫遠離大陸母體,以一種飄萍的心情去面對一個陌生的環境,因而內心不時激起被遺棄的放逐感,再則由於當時海峽兩岸的政局不穩,個人與國家的前景不明,致由大陸來台的詩人普遍呈現猶疑不定、焦慮不安的精神狀態,於是探索內心苦悶之源,追求精神壓力的紓解,希望通過創作來建立存在的信心”, 12這就是《石室之死亡》孕育而成的特殊時空。要把這種種複雜的生存體驗之情緒與感受用理論或散文語言說清楚,恐怕詩人自己也不能。詩這一在說得出與說不出之間的文體,為詩人表達自我隱秘而錯綜的繁複情感提供了合適的舞臺。 洛夫一開始並沒有明確打算採用如今看起來非常統一的結構形式,其間也曾以“十行一節”或“不定行形式”在刊物上發表。《石室之死亡》變成劃一的結構形式,我們只能說這是詩人後來的有意為之。詩人將所有外在的與內在的圍困化為該詩的統治形式,這統治之酷嚴也猶之黑暗的石室,洛夫則是要在置之死地的絕境中通過搏鬥,突出重重圍困而獲得重生,石室的死亡乃是另一個世界的新生。許悔之認為該詩的形式設計“是一種有意義的形式”,“一則是正視既定的現實,二則意味著對既定生存情境的反抗”, 13這樣分析是很有見地的。因為《石室之死亡》形式愈是整飭規則,愈是暴露了該詩意象的紛繁雜亂和詩思方向的遊走不定,也愈能凸顯詩人外在和內在情境的真實,愈加說明作者在追求形式統一的背後,無意識中被某些東西或某種力量所深深地牽引、控制。正如T•S•愛略特所說:“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自然,只有有個性和感情的人才會知道要逃避這種東西是什麼意義。” 14洛夫這位敏感、倔強而個性鮮明的詩人,自然懂得“逃避”的意義。 同時,可以這樣說,在詩人洛夫那裏,對結構形式的統治性規劃,體現的是自我主體的強大和完整,洛夫已然相信《石室之死亡》乃是自我主體的確證,表現了“當時的歷史現實和內心經驗”。 15換言之,即歷史的真實和自我的真實。然而按照阿爾都塞的觀點,主體是被意識形態召喚(appellation)出來的,這種被召喚出來的主體必然是虛假的主體。由此,洛夫在形式整飭下的主體完整性企圖顯然值得懷疑,而他所堅持的“詩是一種自身俱足的主體” 16觀更帶有純詩論的色彩。那麼,《石室之死亡》在整飭的形式下究竟怎樣露跡了作者的政治無意識呢? 二、葉維廉曾深刻地指出:“人在一種什麼情況下會突然同時背離自然與社會,而在一種內在的行程裏尋索與猶疑呢?最常發生的情況是:當他被某種強大的突變(如天災、戰亂、毀滅性的肢解和瀕臨死亡等)驅入一種絕境時——譬如被放逐——人突然與凝融一切的文化中心割離,迷失在文化的碎片間,和在肢解的過去和疑惑不定的將來之間彷徨。這時人轉向內心求索,找尋一個新的‘存在的理由’,試圖通過創造來建立一個價值統一的世界(哪怕是美學的)。” 17這段話不僅為理解《石室之死亡》而且也為理解洛夫整個詩歌創作,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闡釋視角,我們也打算用這把鑰匙打開“石室”的一個門而進入《石室之死亡》的世界。然而葉維廉在論述中並沒有把由意識形態、欲望和歷史必然性等相互作用的縱橫交錯之點的作者放在政治無意識的角度來分析,而政治無意識恰恰是這諸多層面的一個結合,因而這也是我們要使用且主要使用的一把更重要的鑰匙。 請看《石》詩第一首: 只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在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 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 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 一切靜止,唯眸子在眼瞼後面移動 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 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只”與“偶然”連用,不僅表明生命在時間和歷史中一種猝不及防的死與消逝和難以把握的無奈,而作為整個長詩的起始,這樣突兀的開頭更加深了人之命運的悲劇性與宿命感。“在清晨”,本是生命的生長與勃發,然而“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生命赤裸裸地來,複又赤裸裸地去;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生命迴圈流程,不是甘受運命擺佈的消失,而是面對咆哮之死亡的背叛。恰如西西弗斯的意義之石,人之為人乃在這種對抗中得以確證。生命在猝不及防的脆弱中還有如此堅韌的一面,人類在難以把握的渺小中還有如此偉大的一面,這是前一個“我便怔住”的複雜情感。顯然,這種脆弱中的堅韌與渺小中的偉大並非一種廉價的樂觀:“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在生與死的搏鬥中,艱難與付出的代價往往無法估量。“血槽”展示的不僅是生之力量的尖銳,更是人生難以背負的如磐沉重。這是後一個“我便怔住”在情感上的再度起落。在“血槽”與“火中”成長,不得不時時直面死這一“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作為一株“被鋸斷的苦梨”,仍然讓生命的“風聲,蟬聲”在年輪上嘶鳴,在死的方向上高高揚起的仍是生的旗幟。生與死的擷抗,不僅是第一首,而且可說是整個《石室之死亡》的一個基本主題;而意象的轉換和跳躍、詩思的快速奔轉也奠定了整個《石室之死亡》的生成模式。本節不可能且無必要對《石室之死亡》六十四首都作具體的分析和細讀,畢竟,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個哈姆雷特。我們的任務是:探尋《石室之死亡》文本在不同層面的露跡,而這些露跡正是作者的政治無意識。 還是以上面第一首為例,詩中的“甬道”、“石壁”、“火”、“苦梨”等意象不是任意武斷使用的,儘管我們可以說且相信詩人在寫作時,對這些意象是得心應手甚至順手拈來。既然選擇的是這些意象而不是其他的意象,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這些意象背後一定包涵或掩藏了某些東西。選擇就意味著判斷,預示著作者一定的傾向,儘管在作者也許是無意識的。“甬道”、“石壁”與詩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相關:“最初我在一間石塊堆砌的房子裏辦公,夜間則到附近另一個地下碉堡中睡覺,及到三個月之後才搬進一個貫穿太武山,長約兩百公尺的隧道中去住。”作為非和平年代的軍人,不僅容易觸目到的是死亡,而且自身就直面著死亡,直面那紅而可怖的血。這紅的血何以變成“黑色支流”?原來“隧道內經常不發電”,大家只好“在黑暗中聊聊天”,而“我很不習慣這種戰地生活,經常失眠,在黑夜中瞪著眼睛胡思亂想,有時在極靜的時刻,各種意象紛至遝來”。 18白日裏所見血的慘像與夜晚地下室濃重的漆黑就這樣在“胡思亂想”中混合起來。“一切靜止,唯眸子在眼瞼後面移動”,其實,移動的不是眸子,而是思想,混亂無序的思想。那“火”也不是日常所生之火,而是戰火、炮火、火舌。 人將自己的生存體驗以意象經營的方式投射到自己的詩歌當中。更有意味的是,“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這一意象高度濃縮了洛夫初度流放臺灣,與大陸母體活生生“鋸斷”的現實處境,也是海峽兩岸隔絕狀況的象徵。一個“確”字,無奈與悲憤溢於字表,還包含著對自己處境的承認,同時又關聯下句,為自己在絕望中的抗爭尋求合法的依據。梨樹本無所謂苦或甜,著一“苦”字,人何以堪?“梨”與“離”諧音,正是自己的被割離、被隔離以及被分離,才讓人苦不堪言。這種苦不僅是肉體上的,且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因為把自己鋸斷的,表面看是空間之弓、戰火之劍,而實際上是政治,是文化政治,洛夫詩歌每每就這樣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無意識。 這種生死同構意象與黑色意象,在《石室之死亡》裏大量存在。先看生死同構意象: 在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 (第一首)
如果我有仙人掌的固執,而且死去 旅人遂將我的衣角割下,去掩蓋另一粒種子 (第七首) 在太陽底下我遍植死亡 (第十首) 他們竟這樣的選擇墓塚,羞怯的靈魂 又重新蒙著臉回到那湫隘的子宮 (第十三首) 一口棺,一堆未署名的生日卡 都是一聲雅致的招呼 (第二十二首) 驀然回首 遠處站著一個望墳而笑的嬰兒 (第三十六首) 死亡乃一醒後的面容,猶之晨色 (第五十首)
一開始就把我們弄成這副等死的樣子 唯灰燼才是開始 (第五十七首) 你或許正是那朵在火焰中活來死去的花 (第六十四首) 將生與死這對矛盾置於一個同一的結構,雖不是洛夫的首創,但這種生死並置意象大量出現於《石室之死亡》並成為該詩的一個顯著特色和基本主題,卻是令人驚奇的。 19望墳而笑的嬰兒、死去活來的花朵、墓塚與子宮、灰燼才是開始、死亡猶之晨色、棺槨與生日卡、太陽底下遍植死亡等等二元對立意象,其對立性雖被詩人無聲化解,我們仍分明聽到洛夫心底那股洶湧悲壯的暗流。如果說生死同構意象代表詩人直面死之困厄時一種烏托邦式的解決——畢竟,死並非生的簡單迴圈——那麼黑色意象則更隱秘地指向詩人心底那團黑暗的混沌: 一塊繡有黑蝙蝠的窗簾撲翅而來 隔我於果實與黏土之間 彩虹與墓塚之間 (第二十二首) 額上撐起黑帷,如淚在頰上棲著 (第四十五首) 房中,所有的黑暗都在醞釀一次事變 (第四十八首) 且在中間墊一層印度的黑色,任其擴展 任其焚化,火葬後的黑色更為固體 (第五十首) 甚至,因為這種黑的神秘、黑的無垠而對黑生無限的崇敬。在混沌的黑中,黑成為力量的昭示,成為生的泉源: 我遂把光交給黑色 (第二十一首) 也算一種哲學,白晝的肉體在黑夜醒來 (第三十二首) 你的身子是昨夜 不管誰在顫動,一靠近即飲盡了黑色 (第三十五首) 我閃身躍入你的瞳,飲其中之黑 你是根,也是果,集千歲的堅實于一心 (第五十一首) 且揮掌,猛力將白晝推向夜晚 (第五十二首)
由一些睡姿,一個黑夜構成 你是珠蚌,兩殼夾大海的滔滔而來 (第五十三首) 你是初生之黑,一次閃光就是一次盛宴 (第五十三首) 因為黑的力量巨大而有著一種質感和重量,也因為黑的無邊無際又使人感到它的無法把握。正如洛夫在談覃子豪的詩時所說:“‘黑’代表一種堅實,一種純粹,但也是一種虛無。” 20這種虛無感,同樣是洛夫在孤懸海外的島上的國共戰爭中,對於自我、對於生命和對於未來命運的焦慮的投射。我們再次看到,黑色意象對生死同構意象進行了重構,在重構中加強了生與死的纏綿,從而把生死更直接地推向人的體驗前沿。用符號學的術語來說,則是獲得了“能指優勢”: 21 我再度看到,長廊的陰暗從門縫閃進 去追殺那盆爐火 (第五首) 想到戰爭,戰爭是一襲摺不攏的黑裙 (第二十四首) 你們原該相信,慕尼克的太陽是黑的 (第二十九首) 你懂得如何以眼色去馴服一把黑布傘的憤怒? (第三十三首) 當一襲黑雨衣從那上尉的肩際徐徐滑落 (第三十七首) 戰爭,黑襪子般在我們之間搖晃 想起死與不死的關係 (第四十一首) 晨色猛撲向屋角一個一個又黑又深的睡眠 (第四十四首) 可以說,黑色意象在這裏已經與戰爭、生死意象同構。對洛夫詩中的“黑”色調,有論者認為:“詩篇中一大塊一大塊黑色的出現,豈不是意味著‘詩魔’對於亙古魅影的全面感受?在此,黑色及其意象正暗示著死亡的猙獰、恐怖,死亡的毀滅性和死亡的嚴肅。同時洛夫黑色的色調正是一種原型色彩,而構成一個象徵的視景,普遍地指向原始的混沌、潛意識、神秘不可知的、邪惡陰鬱等內涵。” 22事實上,從以上詩句中我們看到,洛夫詩中的黑色意象並不全是“猙獰、恐怖”,或者“邪惡陰鬱”。相反,它有時是那麼溫暖,甚至充滿生機。“死亡的聲音如此溫婉,猶之孔雀的前額”、“你是初生之黑,一次閃光就是一次盛宴”、“我閃身躍入你的瞳,飲其中之黑”等就是很好的說明。將死、黑等意象與生、光明等意象並置,多少構成了文本的反諷和風格的斷裂;意象的繁雜緊張,帶給人一種迅疾的暈眩時又裹挾著抵禦不住的壓迫感。 在《石室之死亡》中,黑色等意象大多時候與生死意象指向的是同一個所指,洛夫為何如此著迷於生死意象?洛夫曾說:“是了,詩與政治本來就是一大矛盾,而這個矛盾只有通過死亡才能獲得統一。” 23雖然洛夫是在談屈原時說這番話的,但顯然死亡並不是解決詩與政治矛盾的有效通途,更何況詩與政治的關係也絕不是簡單的對立和矛盾關係。無疑的,洛夫確實在自己的體驗中感到了戰爭中一種無時無處不在的死亡恐懼,但作為一個軍人,這種恐懼就顯得不稱職。詩人雖然幻想其作品是自由想像的產物,但他不可能看到自己實際上聽命於意識形態。一個自以為獨立于現實政治的文學的《石室之死亡》的世界,其實仍是政治之中的世界,只不過作者不知罷了。 三、洛夫在《石室之死亡》初版的自序中開篇即道:“攬鏡自照,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 24所謂“殘酷命運”,顯然與他作為一個軍人的經歷關係密切,與他作為大陸去台的異鄉人身份相關,與台海兩岸緊張的政局更是不可分割。正是在這種種切膚的生存關係體驗圍困下,《石室之死亡》的繁複意象及其頻繁轉換、所謂的“晦澀難懂”、“詩思方向不定”就有了合理的解釋。 作為軍人,作為戰時新聞聯絡官,洛夫不得不直面死亡,而死亡也不會因為軍人的勇敢而回避。“其時中共並不嚴格遵守約定,有時單日照打不誤,雖然發射而來的炮彈內裝的只是傳單,但聲勢依然嚇人,如當頭擊中,自不免血肉橫飛,故出任務時的危險性極高”。洛夫還回憶起當初在地下室推敲《石室之死亡》第一句時的情景:“正在一面思索,一面斟字酌句的修改中,室外突然傳來一陣炮彈爆炸聲,震得石室一陣搖晃。坐在我對面的一位上尉軍官嚇得躲到辦公桌下去了”,“《石室之死亡》最初的主題是死亡,一開始出現這樣的句子本是很自然的事”。當詩人“面對死亡威脅的那一頃刻,絲毫不覺害怕”,只意識到“如果以詩的形式來表現,死亡會不會變得更為親切,甚至成為一件莊嚴而美的事物”。 25所以,我們乃讀到“死亡的聲音如此溫婉”、讀到死亡的面容“猶之晨色”。儘管如此,死亡並非一件輕鬆的事情,並非不足畏懼,畢竟它是殘酷的。 當命運的銅環已經敲響,“弟兄們”被拋入無情的戰場,而那些政治家只會做“一個下午的激辯”,誰對誰錯,“語言只是一堆未曾洗滌的衣裳”。受傷的,永遠是戰場上的“弟兄們”,“他們如一群尋不到恒久居處的獸”,有誰來為這些蕩遊的魂靈安置一個合適的家呢?也許這才是一個更“冷肅”的關於死的事情(第二首)。這裏流露的洛夫對於這場戰爭的反戰情緒是不言而喻的。他親眼目睹了“穀物們在私婚的胚胎中製造危機”——有意思的是,台海危機與金門炮戰的製造者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是國民黨退守臺灣成立的中華民國還是中共建立的人民共和國是“私婚”?我們雖無意探究洛夫的政治立場,但其每每流露的政治無意識無疑有助理解其詩歌藝術——也洞悉了每個名字都可找出“被戲弄後的指痕”(第四首),懂得了名字(生命)不過是“在戰爭中成為一堆號碼”(第四十九首)。可以說,這是洛夫作為一個軍人對於戰爭的不動聲色卻又雷霆萬鈞的極限體驗,但這種體驗還只能是洛夫在國民黨軍政意識形態內的體驗,他感到了這場戰爭的荒謬性,“弟兄們”出生入死,“成為一堆號碼”,死亡的意義何在?洛夫不明白的是,這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究竟意義何在?儘管他也感到戰友們“被戲弄”的一面,但那更多是指戰爭中命運的無奈。作為一個戰時新聞聯絡官和一個軍人,他不可能被告知這確實是一場戰爭遊戲,一場政治性戰爭。洛夫自呈:“不知出於何種默契,當時的炮戰雙方都遵守‘雙打單停’的約定,故每逢單日,外國記者便蜂擁而至,我的任務便是陪同他們參觀陣地,或訪問碉堡。其時中共並不嚴格遵守約定,有時單日照打不誤,雖然發射而來的炮彈內裝的只是傳單……” 26在當時,洛夫並不清楚這場奇怪的戰爭同根相煎、兄弟相殘的意義在哪里,這種困惑便不能不會部分地投射在《石室之死亡》形式中的意象繁亂和詩思不定上。 作為詩人和軍人的洛夫,他看到的是一個個個體生命的“號碼”化,個體的消逝在戰爭中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詩人除了憤怒,還能怎樣?“神哦,我所能奉獻於你腳下的,只有這憤怒”(第四十六首);“我是一隻舉螯而怒的蟹”(第五十九首)。甚至,詩人連這憤怒也不知道該潑向何處。在這種種彷徨和疑惑中,詩人乃由個體的不幸觸到民族和整個人類的傷痛,詩人乃意識到,個體的獨立與真我的獲得,必然與整個民族和人類的自由休戚相關,這也正是洛夫一貫堅持的一個詩歌創作原則,即“以小我寓大我,以有限寓無限”。 27所以我們在詩中看到詩人將個體的沉思上升到對民族和人類的悲憫。個人是渺小的,人生是殘缺的,是“一隻未死的繭,一個不被承認的圓/一段演了又演的悲劇過程”,隨時都可被遺忘,最多不過“是從日曆中翻出的一陣嘿嘿桀笑”(第四十三首)。然而作為個體的類的集合,人類真的值得信賴和依靠嗎?洛夫又矛盾地對此表示懷疑:“幾乎對自己的驕傲不疑,我們蠢若雨前之傘/撐開在一握之中只使世界造成一陣哄笑”(第五十八首)。既然人類也不免被嘲弄,甚至還“驕傲”於自己的被嘲而不自知時,“我在推想,我的肉體如何在一隻巨掌中成形/如何被安排一份善意,使顯出嘲弄後的笑容/首次出現於此一啞然的石室/我是多麼不信任這一片燃燒後的寧靜”(第三十首)。是的,“戰爭是一襲摺不攏的黑裙”,連燃燒後的寧靜也讓人無法安寧,不是不信任,而是不能,不能忍受這燃燒後的寧靜。那麼多“雙打單停”的日子,即便這“單停”的寧靜,何嘗不是在“服從一種新的虐待”(第二十二首)?個體的力量顯得微薄,人類也沒有強健到值得依靠。仿佛繞了一個圈,洛夫又回到了個體,只不過這次回到的是個體的內心和精神。 作為一個異鄉人,一個軍人,同時還是一位詩人,洛夫對這樣一場“轟傳中外”的內戰在文本中保持沉默。但詩人愈是沉默,愈是掩藏著那壓抑不住的對於現實的發言。恰如詹姆遜說的:再虛弱的文學,也都必定滲透著我們稱之為的政治無意識。更何況像洛夫這樣“對生命和現實又害有一種不可救藥的高度的敏感症,想在詩中說謊騙騙自己亦有所不能” 28的詩人呢?或如詩人自言,“在那孤懸海外的島上,日日面臨死亡的威脅,恐懼,沮喪,孤獨,無奈,諸感叢生,漸漸被壓抑成一種內在的呐喊,卻又有一雙看不見的手捏著喉嚨,不讓發出聲來” 29。 洛夫所指“看不見的手”究竟何意?至少有這樣兩層意思:其一,如上文分析的,洛夫親歷戰場對生命和死亡有著深刻體認,感到命運之手對人的無情操縱和擺佈。其二,國民黨遷台後實施獨裁專制,頒佈戒嚴令、封閉全省,限制出入境,並對廣播、新聞、出版實行嚴格管制和檢查制度。 30如果說限制出入境還主要是肉體上與大陸母體的割離的話,那麼文藝管控則是精神層面的鉗制。對於洛夫這樣一個多重身份的人來說,這種鉗制當然也是多重壓制。“當鏡的身份未被面貌肯定”(第四十二首),“而我只是歷史中流浪了許久的那滴淚/老找不到一副臉來安置”(第三十三首),沉重如斯,哀慟如斯,詩人於是憤然宣稱:“我是一隻舉螯而怒的蟹”(第五十九首)。“不讓發出聲”的壓制迫使詩人向內心逼視,尋找那個真我,而找到的真我又是怎樣的呢?——“我已鉗死我自己”,“天啦!我還以為我的靈魂是一隻小小水櫃/裏面卻躺著一把渴死的杓子”(第五十九首)。詩人痛苦地發現,那個真我“由某些欠缺構成/我不再是最初,而是碎裂的海”,“我想我應是一座森林,病了的纖維在其間/一棵孤松在其間,它的臂腕上/寄生著整個宇宙的茫然/而鎖在我體內的那個主題/閃爍其間”(第十六首)。 這種回不到最初的欠缺,這種碎裂,這種生病的茫然,處處折射著詩人被隔離母體的沉哀。置身政治的高氣壓和文化的真空,在“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的五十年代臺灣詩壇,洛夫不得不承認這個殘缺的我才是真我。只有承認這一殘缺,才能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存在理由。這種痛苦,我們可以在詩人穆旦的《我》中聽到前響: 從子宮割裂,失去了溫暖, 是殘缺的部分渴望著救援,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裏,
從靜止的夢離開了群體, 痛感到時流,沒有什麼抓住, 不斷的回憶帶不回自己, 遇見部分時在一起哭喊, 是初戀的狂喜,想沖出樊籬 伸出雙手來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絕望,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裏, 仇恨著母親給分出了夢境。 31 我們可以肯定洛夫寫《石室之死亡》前未曾讀過此詩,《石室之死亡》第十六首在意緒上與穆旦的《我》有著驚人的相似,雖然二者的寫作背景差異極大,但把《我》放在洛夫身上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在正視了自我以及人類的欠缺後,洛夫為自己找到的新的存在根據就是踏上抗爭宿命之路。既然這是一場“被人咀嚼”和“謀殺”的戰爭,人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戰爭中成為“沒有意義而疲倦的東西”(第十五首),甚至乃“憶起吃我的竟是我自己”(第四十五首)時,人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像尼采一樣宣佈重估一切價值,顛覆現成的各種框框的束縛,“唯灰燼才是開始”。也只有這樣,人才能相信魯迅引裴多菲的那句話: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所以我們看到,在《石室之死亡》中生與死共舞,清晨與夜晚相伴,光明與黑暗為友,子宮與墓塚同位。這些對立的統一,形成《石室之死亡》巨大的張力網路,這張力不僅是文本的,同時是詩人全身心的,是洛夫為抗爭宿命而鼓動的生命風帆,詩人也從此為自我在這殘忍的世界掙得救援,“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報復手段”。 然而也如卡希爾所說:“象所有其他的符號形式一樣,藝術並不是對一個現成的即予的實在的單純複寫。它是導向對事物和人類生活得出客觀見解的途徑之一。它不是對實在的摹仿,而是對實在的發現。” 32洛夫發現的不僅是實在,更是對殘缺真我的發現。葉維廉說:“五十年代的政治氣壓,以洛夫的情況而言,更是複雜。他身為軍人,對政府給他的照顧他當有所感激;但作為一個詩人,他又不得不為當時那份‘憂結’存真。” 33而一個優秀的詩人,其對事物和人類生活現實存真的方式絕不是“單純複寫”,絕不是鏡子般的反映,而是一個藝術真實的文本化過程。 洛夫獨特的生存體驗,催生了獨特的《石室之死亡》。詩人不止一次地談到該詩“雖非不朽的巨構,但也不是繁瑣平庸之作”,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特殊作品”, 34可見詩人自己對這一作品的珍愛。 注釋: 1 侯吉諒主編:《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臺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193-194頁。 2 該詩初版於1965年,由臺北創世紀詩社出版。洛夫後來曾說:“結集出版數年後,坊間即已絕跡,年輕讀者大多僅聞其名,或在選集中偶見殘篇,或在評論中讀到一二摘句,均無緣得窺全豹……”。見洛夫:《關於<石室之死亡>——跋》,侯吉諒主編:《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前引書,第192頁。本文所引《石室之死亡》原文皆選自此版本。 3 古繼堂:《臺灣新詩發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249頁。 4 洛夫:《關於<石室之死亡>——跋》,前引書,第197-198頁。 5 原話是:“一個無須批評的文本,不是正常的文本;一個無須批判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化。”趙毅衡:《兩種經典更新與符號雙軸位移》,《文藝研究》,2007年第12期。 6 岩上:《論詩想動向的秩序》,轉引自《詩魔的蛻變》,前引書,第349頁。 7 林亨泰:《大乘的寫法》,侯吉諒主編:《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前引書,第95頁。 8 所謂“那些出現於各處的標題”是指上文列舉的如《早春》、《初生之黑》等,這些標題在《石》詩出版時雖沒有放在序號的位置,但卻被置於這些詩的結尾做補充性交代。 9 洛夫的話見林亨泰:《大乘的寫法》,《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前引書,第95頁。 10 洛夫:《詩人之鏡》,高雄:大業書店,1969年,自序第2頁。 11 趙毅衡:《禮教下延之後:中國文化批判諸問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57頁。 12 洛夫:《關於<石室之死亡>——跋》,見《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前引書,第193頁。 13 許悔之:《石室內的賦格》,見蕭蕭主編:《詩魔的蛻變》,前引書,第349-350頁。 14 (美)T•S•愛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見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卞之琳等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35頁。 15 洛夫《關於<石室之死亡>——跋》,前引書,第199頁。 16 洛夫《石室之死亡•自序》,洛夫《詩人之鏡》,前引書,第60頁。 17 葉維廉《洛夫論》,蕭蕭主編《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臺北:詩之華出版社,1991年,第8-9頁。 18 洛夫:《關於<石室之死亡>——跋》,見《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前引書,第193-194頁。 19 這裏僅從中選擇九首,事實上,生死並置意象所占篇幅在《石》詩中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 20 洛夫:《從<金色面具>到<瓶之存在>——論覃子豪詩》,《詩人之鏡》,前引書,第24頁。 21 參見趙毅衡:《文學符號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第17頁。“在很多情況下,能指可以代替所指,成為符指過程的目標。能指取得了優勢地位。” 22 張春榮:《洛夫詩中的色調:黑與白》,蕭蕭主編:《詩魔的蛻變》,前引書,第244頁。 23 洛夫:《孤寂中的迴響》,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1年,第77頁。 24 洛夫:《詩人之鏡》,高雄:大業書店,1969年,第31頁。 25 洛夫:《關於<石室之死亡>——跋》,見《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前引書,第194-195頁。 26 洛夫 :《關於<石室之死亡>——跋》,《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前引書,第193頁。 27 洛夫:《詩人之鏡•自序》,前引書,第5頁。 28 洛夫:《時間之傷•自序》,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第3頁。 29 洛夫:《關於<石室之死亡>——跋》,見侯吉諒主編:《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前引書,第195頁。 30 參見高民政:《臺灣政治縱覽》,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第12-13頁。 31 穆旦:《穆旦詩集(1939-194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16頁。 32 (德)恩斯特•卡希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182頁。 33 葉維廉:《洛夫論》,見蕭蕭主編:《詩魔的蛻變》,前引書,第20頁。 34 洛夫:《關於<石室之死亡>——跋》,《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主要評論》,前引書,第197頁。
原文引用:http://www.lofu1928.com/portal.php?mod=view&a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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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詩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