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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18 20:42:03瀏覽174｜回應0｜推薦2 | |
。 讀袁可嘉一九四八年《詩三首》 邵燕祥 袁可嘉先生《詩三首》，指的是他發表於1948年10月2日《新路》週刊第1卷第21期上的《詩三首》，計：一，《香港》，二，《北平》，三，《時感》。 《新路》是一批教授、學者主辦的刊物，以時事政論為主，其傾向當時即引起注意，因為據說他們主張所謂“第三條道路”，也就是獨立于國共兩黨之外，因此左翼指他們實際上是為垂死的蔣家王朝幫忙，則刊物的立場自然是在“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中站到共產黨的對立面去了（但後來終於被國民黨查封了，可見國民黨並不認為這個刊物站在他們那一邊）。 與另一自由主義刊物，政治上中間偏左的《觀察》雜誌（儲安平主編）相似，這個《新路》不是發表文藝作品的園地。籌備期間，他們曾邀知名記者、作家、書評家蕭乾參加，蕭一度應允，卻並未到職就退出了，但在1949年後中共領導的審查和批判運動中，蕭乾還是不斷檢討才得過關，並且成為影響他後半生的“歷史污點”之一。 袁可嘉在該刊發表的詩作，且其中涉及政治敏感點，在1948年末直到1949年初，先就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學，遭到左翼學生特別是詩歌愛好者的抨擊。袁可嘉在那裏供職到1950年，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毛澤東選集英譯室，這是用其所長于英譯了，或許他在運動中受到的衝擊會比留在高校要減少些吧，不得其詳。 在漫長的“文革”之後，袁可嘉在1978年寫的《斷章（一）》說： 我是哭著來的， 我是糊裏糊塗來的， 現在袁先生歸去了，我相信他是笑著歸去的。我也相信他個人是明明白白歸去的。 然而六十年前留下的這樁小小的詩案，還是值得我們後來者重新一讀，加以澄清，讓讀者對真相能夠明明白白。塵埃落定，透過時代的滄桑，許多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更少受一時一地偏見的遮蔽了。 我不是詩評家，也不是當代史學者，我只是憑一己的常識，對這三首詩，盡可能試作一次政治解讀。限於手頭的資訊不足，我想，如有有心人能再以詩人在那前後發表的其他文章相參照（如《“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批評與民主》、《我的文學觀》、《詩與民主》等），也許會更接近他詩義的內涵。 第一首《香港》和第二首《北平》，應是與他後來經常被各種選集選用的代表作《上海》、《南京》屬於同一系列。 《香港》，從詩中“帝國紳士誇耀本港的自由”，“香港原是英帝國伸出遠東的貪婪巨手”來看，在今天也不失為“政治正確”的；然而說“遠來客人中有革命家，暴發戶”，居然把“革命家”和“暴發戶”相提並論，又說“破船片向來視你為避風港”，這不是說革命家也只是“破船片”嗎？至於“明日的風暴正在避風港醞釀”，作為一首涉及政治的詩，不能不聯繫政治背景來看：當時，由於內戰日益臨近決戰，原先作為中間力量的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和一些知名人士，為國民黨所不容，於是由中共統戰部門護送到香港暫住，1948年中共發佈以“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為核心的“五一”節口號，吸引了更多的人。有些知名人士當時就在香港發表了擁護中共主張的聲明。而與此同時，中共南方局文委在香港主辦並向內地秘密發行的“大眾文藝叢刊”，則在批判胡風及其文學友人的同時，又發表郭沫若的時文《斥反動文藝》，點名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今天即使從共產黨的立場來檢討，這也是不顧大局的一種左傾盲動和關門主義表現。大家知道，袁可嘉與朱光潛、沈從文都有師生之誼，關係密切，朱光潛主編的商務版《文學雜誌》和沈從文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都是袁可嘉經常發表詩作和評論文章的地方。以意逆志，他在寫《香港》一詩時，心頭或不免掠過暗影。詩人都是敏感的，我們不排除袁可嘉從郭沫若檄文的火藥味中，預見了“明日的風暴”對像他這樣的文化人展示的不祥前景。 但袁可嘉雖不是象牙塔里的詩人，畢竟還是書齋中的學者，而並非政客或政治家，他在概括當時香港的政治環境和輿論環境時的幾句詩，便顯得晦澀難懂，如“革命家與被革命家搭台唱雙簧”就不知何指，也許是詩人詞不達意，也許是由我不瞭解的當時某個歷史細節引申出來。從下面緊接著的“洋紳士修養有素，竟不覺汗顏／你演說企業社會化，他則投機撒謊／正反合，懂辯證法的都為之一唱三歎”，以及隨後的“各有春秋，帝國紳士誇耀本港的自由”來看，又似乎是說港英當局默契地給“革命家”和“被革命家”提供了“演雙簧”的舞臺，或者索性就是說給“革命家”提供了表演的舞臺，因為號稱“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家”就是在帝國主義治下享受言論自由的吧（那麼，“被革命家”就是指的港英當局，然則是他們在和“革命家”搭台“唱雙簧”了）？ 我們在這裏遇到的困惑，可以算是“詩無達詁”的結果。也可以說，這首詩看來寫得匆忙，沒有達到爐火純青的藝術佳境。 下面，暫時跳過第二首《北平》，先來看看第三首《時感》。我們記得，在1948年初，穆旦發表了他的《時感四首》，便曾經一度引起爭議。通觀袁可嘉的詩作，雖然也有不少“感時傷世”的篇章，但徑直題為“時感”的只此一首，該是寄託著他對時世由衷的憂患之感吧？ 全詩3段，各6行。是由他置身其間的文化教育圈子的現象有感而發的，但小氣候離不開大氣候，他的感傷也觸及整個中國的形勢。要知道，時為1948年，而在不久前的1947年，在國統區“五•二○”反饑餓反內戰學生運動——即毛澤東譽為“第二條戰線”的配合下，中共的軍隊已在內戰戰場上轉入全線反攻；12月，毛澤東發表了題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說“黑暗就要過去，曙光即在前頭”，這時已將內戰初期所提的被動的“自衛戰爭”改稱主動的“人民解放戰爭”，動員群眾的口號也不再是一年前策略性的“反對內戰”，而是支援前線，將革命的車輪推向前進了。 袁可嘉一介文人，從來沒有投身於政治，更不曾置身於革命隊伍。但他是一個原始語義上的愛國者，又因其個人的文化教養，具有樸素的人道情懷，因此，他是反對內戰的，無論內戰的責任誰屬。這在他於1947年7月發表的《號外三章•三》（《九葉之樹常青》，王聖思編，華東師大出版社，1994）寫得明明白白： 當然要咒詛，多少生命倒下如泥土， 一種自私化生為兩型無恥， 這在支持蔣介石國民黨“剿匪戡亂”和擁護共產黨進行革命戰爭的兩種聲音之外，的確是曾有的另一種聲音，但因它主要發自基層沒有話語權的弱勢者，所以在當時就淹沒在非楊即墨的喧嘩中了。而如袁可嘉這樣不知瞻前顧後發出的僅僅是歎息而已，卻也難免“第三條道路”之嫌，如後來毛澤東指責的夷齊之阻攔武王伐紂的義師，如今的戰爭已是人民解放戰爭，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反對它，乃至腹誹它，不就是反對革命嗎？ 其實，袁可嘉這首“號外”詩，大概也正是寫於1947年“五•二○”學潮即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前後。而這個運動實際上是中共地下組織發動的，當時的宣傳口徑意在揭露蔣介石國民黨為挑動內戰的罪魁禍首，而像袁詩這樣把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等量齊觀，譴責為同樣是製造軍民大規模死亡災難的暴力，在左翼評論家那裏，顯然是通不過的。 袁可嘉在他的教學生涯中，切身地感受到政治進入校園給他造成的壓力。他是敬業的，要把課上好，把論文寫好，無如周圍已經缺少讀書的氣氛。青年學生關心國家的命運勝於關心個人的學業，在教師間，學生間，甚至在整個文化教育界，已因不同的政治態度而逐漸分化得壁壘分明。在袁可嘉看來，這裏由學生對課本知識的懷疑和詛咒，透露了可恥且可怕的反智傾向。可能有些左翼同學表露出對他的不屑，認為他是在販賣資產階級的一套（翻看他那時的文章，也的確儘是在談論克羅齊、艾略特），於是他寫下這樣的詩句： 當人們已不再關心你在說些什麼， 這裏描述的場景，經歷過二三十年後那場文化浩劫的人們並不陌生：不是追求真理和知識，而是拉幫結派，黨同伐異，以人劃線，先有所謂“立場”，由之派生觀點；在文化領域大反“封資修”，不問青紅皂白，一概徹底反對，而灌輸以某種教條。當時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在革命戰爭的狂飆中，有類似後來紅衛兵式的表現，不足怪，可以理解。而面對這些激情壓倒理性和常識的年輕學生，袁可嘉無奈地發出嗟歎，就像是重複胡適當年說的，不要讓馬克思牛克思牽著鼻子走，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嗎？ 詩人認為北平是傳播文化的中心，尤其從“五四”以來是新文化的中心，如上的遭遇更讓他痛心。不僅由於學術面臨經濟和政治的擠壓，他分明預感到一場不可避免的浩劫，但他卻以知識者的堅守自勉：“總得有人奮力振作”，“佇候劫後人類智慧的大黎明”： 正因為包圍我們的是空前的恥辱， 讀過這首《時感》，回頭來再讀《詩三首•三》的《北平》，就易於索解了。 詩一開頭說北平任何一個角落都有一份美景，“生命不強”是消受不了的，這是從來未經人道的一語。繼之他說： 但這些都不要緊，要緊的你是新文化的中心， 在這裏，詩人把他個人對北平這座文化古城的愛，昇華為對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新浪潮”的愛，如油與蜜不可分了。 下面，結束這首“十四行”的最後三行，就是包含著當時為人所詬病的那句涉及傅作義的詩。雖然為此讓袁可嘉長期背著一個政治包袱，但看來，詩人對這首詩是不能忘情也不忍割愛的。這首詩在收入藍棣之編選的《九葉派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時，據作者手稿（自然是得到作者同意的）排印，這麼一段是： 總願你突破一時的眩惑，返求樸質的真身， 這三行詩與前面的詩行是血脈貫通的，歸結到“五四”，也是水到渠成的。說它不是後來的改稿而是最初的手稿，也說得過去。 然而當年《新路》上的發表稿則是： 總願你突破一時的眩惑，返求樸質的真身， 按：傅宜生即傅作義，當時任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匪”者指的是共產黨。袁可嘉在此時此地歌頌傅作義為“將軍隊裏的將軍”，自然惹來一片罵聲，左翼學生不但在北大民主牆上貼壁報，還在自辦的文學詩歌刊物上抨擊“無恥之尤的袁可嘉”，對於迂闊的詩人來說，也許這竟是始料所不及的。探討袁可嘉為什麼會這樣寫，近於“誅心”，可能在嗣後歷次政治運動中，“組織”和“群眾”會向詩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據此可以對他在當時國內形勢下的政治立場作出審查和判斷。但時過境遷，這一層作業已經沒有多大意義。然而，從常識出發，我以為，袁可嘉與傅作義不沾親不帶故，他也不會藉此攀附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國民黨軍政要人，特別是在中共軍隊勢如破竹的關鍵時刻，國民黨軍政界的許多人都在各作打算，各尋後路，而詩人能以一句“頌詩”求得什麼功利呢？ 就詩論詩，袁可嘉是扯來傅作義作一個比喻：比喻古城北平，比喻熱愛北平的文化和文化北平的人，能像傅作義守城一樣堅守文化和理性。當然，在這裏，詩人是把守護北平及其文化遺產的安全對傅作義寄予厚望的，因為他認為傅是“將軍隊裏的將軍”。歷史地看，傅作義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表現，是當得起這句頌詞的。如果客觀地估計其後他作為守城一方，在和平解決北平歸屬問題，因而使八百年故都北京城的人民生命財產、不可複製的歷史建築和寶貴文物，能夠完整地保留下來，而不致毀於戰火，這個貢獻是夠大的，而傅作義為此也絕非沒有付出代價。倘超越於黨派意識之上，對於傅作義，以及像他一樣的不少國民黨軍隊的“抗日將領”，對於他們的功勳立傳賦詩加以歌頌，許多人也是當之無愧的。直到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時，中共在正式檔中評價了國民黨執政的國民政府及其所轄的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績。片面的歷史敍述也在開始改正。相信對於抗戰後的內戰，人們也將以新思維來對待。 袁可嘉這位醉心於學術，且偏於知性的現代詩人，即以他這曾引起爭議的《詩三首》為例，在藝術上如何考量是另一問題，而在現代詩史上，它卻是表現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社會良知與文化良知，並且見微知著，實際對後來發生的與反智、愚昧和迷信互為因果的例如“文革”這樣的浩劫，發出了超前的預警。近年人們常常重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在今天，也不是所有的知識人都能做到的，在這一點上，詩人袁可嘉早在1948年就作出了獨立思考、不盲從、不跟風、不隨波逐流的表率。他的警句“持一星微光，佇候劫後人類智慧的大黎明”，值得我們永遠記住，永遠諷誦。 2009年10月18日，北京 （這是作者10月末在袁可嘉詩歌研討會上的書面發言） ［附］ 袁可嘉《詩三首》 （一）香港 在無路的海上你鋪出一條路， 革命家與被革命家搭台唱雙簧， 各有春秋，帝國紳士誇耀本港的自由， 從不被處徒刑，只是罰錢，罰錢，罰錢，
（二）北平 有人說你是活著的死人，我替你不平， 但這些都不要緊。要緊的你是新文化的中心， 不過你一旦沉醉，酣睡沉沉，也著實讓人擔心， 總願你突破一時的眩惑，返求樸質的真身，
（三）時感 為什麼你還要在這時候伏案寫作， 為什麼你還要在這時候埋頭苦讀， 正因為包圍我們的是空前的恥辱， （刊於1948年10月2日《新路》週刊1卷21期） 原載：《新文學史料》2010年3期 原文出處：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6500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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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詩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