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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行走在詩歌路上

我的詩歌創作歷程也分好幾個階段。我覺得40年代出版的《詩集：1942—1947》可以代表我早期的風格。我個人覺得它的優點是在藝術形式上比較完整。當時我還是一個哲學系的學生，繼承西方的東西比較多一點，但有一個缺點，那時我並沒有深入到社會中去，跟中國社會的深層現象沒有矛盾，在藝術上就比較完滿。到1979年後，我重新寫詩的時候，我感到一個最大的矛盾是我必須找到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我後期的詩敗筆之處可能就出在藝術方面，但是它的好處就是更接近現實生活了。至於哪些詩是代表呢？我覺得早期的作品中關於畫的詩，在藝術上比較完整，另一首比較長的詩《寂寞》，剖析了我的內心。90年代我寫了一首《詩人與死》，也比較完整，我還寫過一組《詩的交響》，比較能夠融合我的各個方面。其他零散的作品就不太好說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只是一個過渡者，是中國新詩尋找、走向成熟階段的一個詩人，後來人看來肯定會發現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所有創作都是關於悟性、知性和感性間的關係。知性在脫離悟性時就不會有尖頂或塔尖。知性是邏輯性、完整性，而感性是最後階段也是最初階段。25歲以前的青年感性發達，但往往缺乏知性的骨架，也沒有悟性的空靈。從感性出發，又寓知性與悟性及內容於感性，是創作歷程的完成。在20世紀40年代，我的知性是來自我對哲學和當時的德國文學課的興趣，這成為我終生所喜悅和受益的。我的20世紀40年代詩歌在寓一切於感性方面較成功，遺憾的是過多沿襲以歌德、里爾克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義和早期現代主義境界與感情，而缺少自己的特殊心態。

1979年經歷了一次歷史的蘇醒後，自己的內心感受十分強烈，但又沒有能提高到悟性的認識和給予感性的表現。因此1979年到1982年的作品中雖然有復蘇的喜悅與痛苦，但在藝術轉換方面卻顯得笨拙、生疏，缺少創新，只能算是尋找自己的藝術風格的一個過渡時期。我在1979年至1982年之間因為對新型詩歌的藝術轉換問題沒有解決，寫過一些不令人滿意的作品。這並非由於缺乏熱情和真誠，相反當時的開放形勢使我十分激動，對自己所要表達的內容充滿赤誠，然而有些作品失敗了，或因語言無力，缺少鮮活感，或因結構缺乏藝術創新，又由於擔心讀者看不懂和編輯不習慣，而沒有全心致力於藝術轉換的探討，反而分心在一些非詩的擔心上，影響了作品的品質。

從1984年到1985年，我才朦朧地找到自己的藝術途徑。這是一種龐德式的濃縮和後現代主義的強調無意識的意象的混合。這時候隨著開放帶給人們的感性的豐富和彈性，我開始扔掉1950年以來為自己的藝術觀帶上的種種枷鎖。這時我並不認為有什麼西方的典型值得我模仿，但對西方詩學、美學、批評理論的接觸，使我理解自己應當更解放地調動心靈深處的悟性和皮膚的敏感。這樣，我就在《心象組詩》中打開了通向自己心靈深處和表層途徑的新的藝術轉換。

1985年後，由於不斷地學習和探索，我終於找到一條通往新時代詩歌寫作的，具有一定個性的藝術轉換的途徑。我需要充沛的心態，在這種精神狀態下我的心靈深層如一扇教堂的大門在管風琴聲中徐徐啟開，我感覺好像有很多小小的精靈飄進我的深處，它們喚醒了我深處沉睡的無意識，它在黑暗中翻身，並放出很多很多的形象，也就是“意象”。這些意象不是現實的模仿，不是攝影，而是我的悟性在感性中的化身。它們充滿強烈的思想感情，充滿了我的心態的色彩和氣息；它們像脫離了我的軀殼，自己在空中飄搖；它們甚至自己落在我的紙上……我的《心象組詩》和那以後寫下的許多詩都是這樣產生的。

我對詩歌和哲學探索一直交叉著思考的發展變化。這當中有人物的、文化的以及時代的印記。對哲學來說，我是馮友蘭的學生，我上他的中國哲學史課；我是湯用彤的學生，我上他的魏晉玄學課；我是馮至的學生，通過他我瞭解歌德、里爾克。這些老師對我的影響非常深刻，從他們那裏學到的是我最根本的東西。在美國念學位的時候，我念的是17世紀的西方詩歌，這是艾略特特別推崇的一個時期。我覺得華茲華斯是西方浪漫主義詩歌中最有境界的，作為一個東方人我很容易欣賞他的詩。

在20世紀80年代，我恢復了教英美詩歌。當時我覺得很好奇，因為50年代後我們跟英美是隔斷的，因此我就想知道在這幾十年裏他們都做了些什麼。我就開了一門美國當代詩的課，也翻譯了一本美國當代詩選。通過研究這個，我理解了美國人在“二戰”以後，他們對世界的一種認識。其中有一些人，以羅伯特•勃萊一派為代表吧，他們對東方的悟性就特別嚮往，他們的詩受了東方很大的影響，在藝術上有一些發展。但是更為主要的是，我發現他們對現代社會生活有一種很深的批判意識，反對扭曲了的人性。他們也非常平民化，很少寫高貴的東西，但是他們平庸裏頭有很深的對社會的理解和批判。我就覺得我們的後現代缺乏他們這種深刻的歷史觀。我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然後，我接觸到了一個最主要的思潮，就是解構主義。我覺得每一個主義都是一個總結，未來還會出現新的總結，而解構主義的總結我認為是最關鍵的。其實傳統是不能消解的，因為它的“蹤跡”還遺留在整個文化裏面。不可能否定傳統，只能是對傳統給出今天的解讀。我就是從這種新的角度重新反思我們的傳統與文化。

原文出處：http://news.bnu.edu.cn/bsrw/xzfc/32187.htm

十　　詩歌，哲學的近鄰

我知道自己是一個介入社會不深的人，寫不了長篇小說，也不懂從社會中獲得直接的養料。正是因為這樣，我就認定，如果沒有哲學的深度，文學的領悟力也會不足；必須學習哲學，才能從哲學裏理解社會、理解人生。

也許是受了馮至的影響，我非常欣賞杜甫，他所表現出的時代的痛苦非常深刻。我想我對於哲學的喜愛，也許還是從詩中領會到的。我的祖父是福建一位比較有名的詞人，特別是我的母親有吟詩的習慣，由於受家庭的影響，我在中學就對中國古典詩很感興趣，覺得那些文字背後總有些餘音嫋嫋的東西。像陶淵明《飲酒》詩中說的“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這“欲辨已忘言”就是中國詩的境界了。後來對於新詩，我就很喜歡陳夢家、聞一多的，特別是俞平伯的，像他有一首《淒然》的詩，裏頭就有很深的詞曲的節奏，意境非常好。這些東西在進大學以前我就接觸了。

要理解文學，還得先理解哲學。古典詩詞中像“欲辨已忘言”這些東西恐怕只能從哲學裏去找。我的詩裏面也有一些“欲辨已忘言”的東西，但我可能沒有找到適當的詞句表達出來，我也說不清楚。我非常強調那些無形、靈魂的或心靈的東西。我是一個有宗教情感的人，但我不屬於宗教或任何教會。德里達也曾這樣說過。中國傳統文化非常有哲學意識，像古典詩中的境界就是中國人獨特的哲學體驗和追求。也是這些緣分讓我愛上詩歌，並走上了哲學之路。

海德格爾說過，詩歌是哲學的近鄰。我很相信詩歌與哲學是近鄰，這個問題要從我所受的教育說起。我是在1939年完成我的中學教育的，我們那時接受“五四”新文化傳統的影響，與古典的東西的關係非常單薄。所幸在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時我決定主修哲學而不是外文。今天想來這個選擇對我此生所走的道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首先它引我進入東西方哲學文化的視野，擴大了我對文學藝術的探討，開拓了我觀察世界不同文化的視野。其中西方哲學史上對我一生影響很大的是柏拉圖的哲學，柏拉圖的哲學給予我一種對超越人生的追求的影響。然後，我又念康得，康得也涉及這個問題，康得哲學就是分析物自身到底是什麼。但是從文學角度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歌德和里爾克。

哲學對我來說，它讓我知道用我的腦子思考，去追求，去探問，永遠走這條路。詩是生命衝動的結果，是在心靈裏的；心動才有詩，充滿矛盾才是詩的動力。在詩中哲學不能脫離美學而存在，它永遠只是一種來去不定的微光，閃爍在美學所構建的文字裏，哲學在詩歌中只能是不存在的存在。哲學對我的作用和對學者不一樣。哲學打開了我看事物的眼睛，能提升得高一點，找到一個高度，而不是一個哲學的概念。

中國人講境界，要跳出事物的表面，找到一個實質。中國人的哲學境界是生命學的，是生命的生長，不是刻意講哲學，是對於生命的哲思。西洋的哲學，注重客觀的解釋和對宇宙的看法，西洋哲學家冷靜。我希望哲學是帶著生命的感覺的哲學。

在中國哲學史裏我特別醉心于老莊和魏晉玄學的意境。湯用彤先生講的魏晉玄學，對我的影響也是很深的。後來，馮友蘭先生開了人生哲學課，他講“天地境界”，就把這些都包括進去了。這些東西滲透進了我的生命。1979年後，我們又回到久別的國際大家庭。作為一個英美文學專業的教師，我自然也開始補上50年代至1979年這段的西方詩歌創作、詩學和哲學新理論。在這個階段，我閱讀了美國70年代的新詩，翻譯了《美國當代詩選》。

80年代，我接觸到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後結構主義，這一哲學是建立在對西方自柏拉圖以來形而上學的反思上的，破除了那種一元、一個中心、永恆不變的存在理念在人類歷史中的各種實踐，及其產生的精神枷鎖。這個哲學肯定了宇宙的多元性、萬物差異的普遍存在，是化二元對抗為二元互補的基本理論。它所主張的“無”生萬有的思維使它十分接近老子關於“道”的宇宙觀及中國的陰陽相互轉換的理論，因此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加以德里達對漢語文化的推崇，和他極富哲學內容的語言學，更使我意識到中國在20世紀對漢語文化有過兩次重創，對自己五千年光榮文化傳統的粗暴否定帶來巨大的民族精神文明的損失。這給60年代後出生的青少年的心靈留下難以填補的空虛，讓他們難於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陰影，對全球化的商業主義文明缺乏免疫力。這種新的認識，使我在1979年後的詩和論文在內容中混合了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精神和中國古典哲學的精神境界，在詩歌藝術上吸取了廣義的西方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

走到今天，我越來越覺得對我來說，西方和東方完全不是分離的，而是趨向融合的。它們的共同點是對超越物質局限性的嚮往，我姑妄名之為“東西方超越主義”的理念吧。

中國年輕詩人缺少一種境界，人文學科相當落後，文化的自卑從“五四”時種下來。詩人最敏感，要關注整個人類的命運。當然，空洞的大話不要說，但不能退到個人化的境地。中國年輕詩人在經過逆反的心理宣洩之後，在21世紀要面對人類的極大考驗。詩人要跟上世界的發展，要成為一個有覺悟、有遠見的人，要做一個雪萊式的預言家。詩人要起來呼籲，全球化、網路化之後，詩人何為？充當一個什麼角色？要有關注人類、自然、地球命運的眼光，對文明、野蠻做深刻的思考。為什麼如今出不了大詩人，因為他們不能肩負時代的重負。艾略特關心人類的命運，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他就已看到了人類文化的荒原。

原文出處：http://news.bnu.edu.cn/bsrw/xzfc/32817.htm

十一個　憂思，我的詩哲使命

最近我非常關心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想要從傳統中找到淵源。可我們這方面的意識在當代很薄弱，非常薄弱。我覺得中國新詩上世紀40年代開始已經跟西方同步，開始走向現代了。但解放後卻大量地學蘇聯。蘇聯是非常重視俄羅斯傳統的，雖然人家鬧革命，但沒有破壞自己的傳統，還引以為榮。而胡適等學者把白話文、口語引入文學語言中，連“打倒文言文”這樣的口號都提出來了，卻沒有意識到口語不能代替文學語言。中國這麼多了不起的詩詞歌賦，怎麼可以只接受從《紅樓夢》以來的白話文小說呢？我們都犯了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錯，把整個中國傳統拋棄了。其實那些說要砸爛文言文的文化鬥士的文言文功底都很好。他們的成長全是在文言文裏的。

漢字很美，每一個字都是抽象畫，把社會的結構都濃縮在裏面。只要把《說文解字》念一念，就知道一個文字究竟有多少含義了。中國的字是形義結合，比如三點水，就能感覺到水靈靈的。中國詩歌已發展到一個階段了，雖則不是拼音文字，卻平仄搭配得很好，既能慷慨激昂又能委婉多情。現在語言學研究有這樣一句話：“是語言在說你，還是你在說語言？”你想這麼古老的民族，幾千年的語言如此豐富，把文史哲都融化在裏頭，怎麼可以一筆勾銷？

但是這種反應實在是太遲鈍了，太慢了。整個文言文根本就不獲承認，大家不去接受，不去理解其文學價值。現在的小學，只能來那麼幾首古典詩詞點綴一下，被當作古董來觀賞。中國的文字語言不是古董，而是活生生的，應該去研究，找到其特點、藝術、審美、音樂性。中國的辭彙消失了一大堆，越來越簡單了，多可惜呀。文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啊，只有被其他民族征服了，才會強迫這個民族放棄自己的文字。

整個20世紀，在文化戰線上，我們的努力不是去開發遺產，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是用在與強大的文化傳統進行敵對的較量。我們認為只有壓倒古代文化才能進入現代文化，因此我們叫幾代人去遺忘傳統文化，並且發起幾次運動去埋葬它，砸爛它。直到今天，在改革開放與國際文化經濟交往中，我們才猛然認識到幾千年的文化遺產是世界尊重我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回首整個世紀在文化教育方面我們的無知和短見，使得我們的遺產流失、殉葬，其損失並非一次醒悟能得到恢復的。更主要的是年輕的幾代人已無法閱讀繁體字的書籍，這自然大大影響了他們的文化素質。在對自己的文化傳統處於半絕緣狀態，對世界文化所知甚少的狀況下，是很難希望近期能出世界級的詩人的。

我覺得全面解決這個問題，要從教育抓起。今天的年輕一代，在漢堡包、電子遊戲、網路中成長起來，他們腦子裏對於中國古典文化傳統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們今天的新詩的問題，就像一個孩子長大了，但還是個半詩盲。因此，我一直認為新詩到現在沒有自己的傳統。其實，任何創新，都只能在對傳統的批判繼承中進行。我們首先應當找回我們的語言與文化傳統，這實際涉及的就不再是新詩的問題，而是國民素質和教育問題。

一個詩人怎麼能不關心伊拉克，不關心歐美，不關心全球化？年輕時候倒也罷了，詩歌可以拿來抒情；中年以後怎麼辦，還是抒情嗎？必須打開眼界，對倫理道德重新考慮。到了今天，我們認為最應該關心的是全球化的問題，關心世界每天發生的事。最好每個人都能有解構的思維。如果沒有文史哲一體的概念，就寫不出有價值的東西來。我是一個理性的人，腦筋停不下來，總是在思考，總是為下一代操心。人是需要知識良心的。現在，我每天會看看書，看看電視，看看社會發生了什麼大事，看大家是怎麼辯論的。

總之只有深厚的文化才能產生偉大的詩人，偉大的詩人必須有不凡的個性與詩品。詩是一座礦，它巧妙地運用一些裸露在地面上的礦石的閃光來誘導讀者去開發它。礦藏含礦質的優劣決定于詩人的“自我”品質。偉大的詩人一定有一個含礦量十分豐富的“個性礦”，品質極高的自我之礦藏。詩人的自我豐富需要的時間之悠長不亞于天然礦藏的形成，這裏他的民族的文化遺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粗暴的破壞性摧毀與不科學的亂開採，使我們曾有意無意地破壞了不少“個性礦”。今天我們的重要工作是每個詩人重新認識自己，掌握自己，培養自己，不要急於獵名，追求轟動效應。1990年賣出幾十萬冊的某些詩集，今天不是如浪花樣的不留痕跡嗎？以“奇”、“醜”、“大膽”、“恐怖”或“青春偶像”來撼動市場並不能達到新詩的真正突破。如果只有一個貧瘠的自我，這些手法就只會像禮花一樣閃出幾秒鐘的光芒，而經不起回味。被譯成幾國文字在一方面是一種勝利，但在另一方面也許是一種失敗。如果你被認為是西方某些當代詩人在中國的影子而得到接受，為什麼你不能就是你自己而得到世界詩壇的認可呢?是的，你應當只是你自己，但這樣的自我必須有多麼豐富的文化個性和詩人風格！當然，即使你是一個21世紀中國的大詩人，卻也不一定能被漢語以外的詩歌界所接受。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之間的距離是很大的，是否得到國際的認可，於詩歌並不像體育那樣單純，因此這並不是衡量我們新詩成就的標準。我們的新詩絕不能是西方新詩的影子，東西方新詩應當將各自的光色投射到對方的區域裏。我們必須尋找自己的光源，它就在詩人的自我礦藏和他的文化傳統、他的母語詩作寶庫中。

歷史有時是一個略帶惡作劇的導遊。在我出生和生長的時代，光輝的中華古典文化傳統被錯誤地與封建政治體制草草打上等號。我的青少年時代接受的是五四運動後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教育，很少讀古典書籍，雖說大學時名師所開的魏晉玄學、中國哲學史和人生哲學都是我十分喜愛的專業課，但因為自己古文很差，沒有親讀古籍，對於中國光輝的文史哲古老文化只有一些第二手、浮光掠影、破碎不全的印象。歷史的誤導，都旨在打倒非專制的中華光輝傳統文化，使我直到晚年才真正意識到一個古老東方民族拋棄自己先人的文史哲智慧，失去自己腳下幾千年豐沃的精神智慧的土地是多麼大的損失和痛苦！今天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偉大的民族立身在世界面前，必須保有他自己的文化傳統身份，才能展示他自身特有的智慧。

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顛簸起伏，我從青年迷戀詩歌走向對中國文化的思考，又在歲月的流失中陷入對人類命運的憂思。從思考而焦慮，而困惑，對人類文化前途的焦慮，近來成了我關注的核心。這些思考，或許就是我的詩哲使命，或許就是我難以忘懷的人生。

原文出處：http://news.bnu.edu.cn/bsrw/xzfc/329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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