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留學美國

四十年代的大學生和現在不少學生一樣，想在國內念完本科，然後到國外去念研究生。

我的父親是很好的父親。他賣掉房產，為我湊足去美國留學的路費，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1948年我就出國了，到美國布朗大學學習。父親的錢只夠路費，我不得不半工半讀。

在聯大讀了四年哲學，我覺得哲學也念夠了，於是到了美國就開始念英美文學。布朗大學位於羅德島，雖然沒有哈佛發展得那麼迅速，規模也不大，但卻是最英國味、最古老的大學，也是常青藤盟校之一。

1940年代，中國詩壇正是艾略特與奧登的時代，艾略特的文集在中國也出版了。當時他也確實是美國最紅的詩人之一。他的“現代”，或“後現代”，在今天也仍然算得上是“現代”。他的現代性藝術淵源，要歸功於17世紀的玄學詩。艾略特挖掘並重新解釋了17世紀的詩人莊頓（John-Donne），莊頓就成了20世紀40年代最受矚目的詩人。我就選擇了莊頓作為我後來的碩士論文題目。

我覺得重新解讀是很重要的。就是因為艾略特把莊頓和17世紀的英國詩歌重新解讀了一遍，於是英國的“現代”，是直接從17世紀挖出來的；由此英國詩歌才一躍成為最“現代”，而跳過了19世紀的浪漫主義。他的現代性就是由傳統借鑒而來的。

我的導師威伯斯特教授是布朗大學的17世紀英國文學主講教授。他一直給予我鼓勵和支持。一開始上課時我總是躲在教室後頭的角落裏，雖然每次都照交論文，但還是覺得混不進洋學生裏頭。那些學生，有的都教書了，年紀也很大，我不習慣跟美國學者混在一塊。導師留意到我，問我，“你為什麼每次都躲在角落裏？”並說我寫的論文跟美國人的思維不一樣，我很東方，頭腦奇特，還說我的學位論文和學術報告有一種特殊的東方哲學色彩。當我在紐約收到他對我的論文的肯定的信時，很感謝他問我有無出版論文的計畫。但那時我所感興趣的事已經走出了英國文學的範圍，我希望多方面地接觸紐約的生活和吸收西方的藝術，特別是音樂。應該說，我的導師威伯斯特教授對我是很好的。但與其說我從威伯斯特身上學到很多，還不如說我從艾略特研究的17世紀詩歌中得到更多。

今天回想起來，我不是一個將知識看成身外的財富，並加以收集的學院派學者。因為作為一個詩人，我常常渴望有新的智慧來觀照生活，而這不是收集具體知識就能得到的。對於一個作家，不能沒有知識，卻又不能光有知識，他需要將知識還原為生活感受，再超越具體感受，得到自己特有的精神境界。也許這就是詩歌與哲學不可分的原因吧。

1948年至1949年，中美關係不好。剛到美國時，我住在一個老太太家裏，老太太見我很窮，時刻提防我，恐怕我交不起房錢，最後還是把我趕了出去。我只好搬到青年會宿舍去住。在艱難度日中，我結識了不少華工，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積攢了一些錢，渴望抗戰勝利後回國看看。但國民黨當局卻百般刁難，對他們進行敲詐勒索，有些人經受不起，只好又返回異國他鄉。當時我對這些父老同胞，感到非常同情。

我到美國兩年多，雖然有獎學金，免掉了學費，但還要生活費，所以一直在半工半讀，每天花很多時間去打工，很難在兩年裏修完課程學分、寫完論文。教務長對中國學生的態度很惡劣，他把我叫去辦公室談話：“碩士課程只能念兩年，你現在已經到期，必須走。”他的態度激怒了我，我大聲說，“你以為我願意賴在這兒混啊！我絕對會儘快，但我必須半工半讀！”我對他大發脾氣，他嚇得趕緊關上門。因為我覺得他歧視中國人，非要把學位弄得像做買賣似的，很不像話，我的態度才這麼橫的。他也拿我沒辦法。

從1949年到1952年我都在半工半讀。四十年代的美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緊張的競爭充塞生活的每一個縫隙，滲透到每個人的毛細血管中，我對這裏的生活環境很不習慣。為了糊口，每天匆匆忙忙地上完課就憂心忡忡地趕去做工，然後，再拖著疲乏的身軀走回宿舍。我先在一個小飯館為老闆收款、算帳，因為我的數學不好，加上心情緊張，所以第一天下來就算錯了帳，我覺得不能靠吃這碗飯過活。後來又改去首飾廠穿珠子，為工廠數電容器，給飯館洗碗。穿珠子或數電容器都是十分緊張的勞動，幹起活來，連廁所都不能去，吃飯也得在原地吃，每天有定額，而且不能有誤，如果出了差錯，就要扣工資。

由於我必須幹笨重的體力活來維持生活，我比一些經濟情況富裕的留學生更有機會接觸這個富國的中下層。我居住的婦女宿舍每天都有不少來紐約找工作的外地人和本地無家可歸的人遷入。失業、貧窮是那個宿舍的婦女，包括我自己，每天的課題。我就在那個宿舍的餐廳裏洗碗，以換得食宿。那時美國的盤碗是不會破的很厚的瓷器。每個就餐人的一份餐具加上大盤子就有好幾斤重。洗碗的工作，雖說有洗碗機，也是十分緊張而沉重的。要連續搬運這些餐具，不停地走動，四個小時下來，堪稱精疲力竭。當就餐者散盡，拖完廚房地板，我的未完成的論文就像一座山一樣壓在我的心頭。因此在我的記憶裏美國中下層的人民是真正走在黃金堆裏的乞丐。那些光彩奪目的陳列櫥窗，尤其是那些珠寶，對於不曾當過珠寶工廠女工的人也許能喚起多少美感和興奮，但對於我這類曾多次當珠寶廠臨時工的人卻只能引起一陣陣的噁心和頭暈，因為我的眼睛曾因珠光的刺激而終日流淚，我的胃曾因趕定額而噁心，對於那個世界的闊人是幸福象徵的珠寶，對於我卻是痛苦的標記。

1950年，我轉入伊利諾州立大學繼續讀研究生，在1952年，我終於完成碩士論文《莊頓的抒情詩》，獲得布朗大學英國文學碩士學位。

這時我和我的愛人都無法離開美國，因為在當時中美絕交的情況下，在美的留學生，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留學生都被禁止離境。我認識我的愛人童詩白的時候，已經30歲了，準備轉到他那個大學去念博士。那時候這些中國學生自己辦食堂，他們派童詩白來接我去食堂吃飯。我們認識幾個月就決定結婚了。本來我是預備在那兒念博士的，可是他已經念完了，要去紐約工作。我想回國教書碩士也夠了，於是放棄念博士，跟他一起去紐約。

到紐約後，我就去找老師學音樂，學了兩年的聲樂。童詩白是學理工科的，可是他非常愛好音樂，會拉小提琴。雖然我念哲學，可是我覺得他的哲學是天生的，真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原文出處：http://news.bnu.edu.cn/bsrw/xzfc/30099.htm

六　　回國風波

從1949到 1955年我們都在等待回國。那時我經常去藝術畫廊看畫展，還去聽音樂會，雖說在文化生活方面比學生時代要豐富，但我是抱著多多補上一些文化素養課的目標進行這些活動的，從心裏我們都知道自己是不會在這塊異國土地紮下根的，在我們血液裏有鮮明而強烈的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這種感情和思想所需要的營養只有在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生活中才能獲得。西方的文化有它令人敬佩的成就，但並不能營養我們整個心靈，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的生活。也許有人舉很多二次大戰後流落在美國，在事業上很有成就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為例，而懷疑我們感覺的真實性。據我們所知，無論是得意或失意的移居美國的外國人，他們內心深處都有一種遺憾，那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這種遺憾有時被埋在心靈深處，成為一種很深沉的惆悵。

我的愛人童詩白是滿族人，出生在遼寧瀋陽的一個教育世家。祖父早年是瀋陽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父親童寯是清華大學1925級的畢業生，先後在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工學院（即現在的東南大學）任建築系教授；母親從事小學教育。童詩白深受家庭影響，特別敬仰父親堅持真理，剛正不阿，嚴謹治學，樸實無華的高尚品德，並以此為榜樣。1948年10月，童詩白入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Illinois0State0University）電機系學習，1949年獲碩士學位，1951年獲博士學位。

在那樣的年代，我們的相遇其實並不浪漫。我們倆從相遇到相識、相知再到結婚，就幾個月時間。用現在年輕人的話來說，算得上“閃婚”了。同在西南聯大讀書的經歷和對音樂的共同愛好，使我們有了許多共同的話題。剛認識的時候，談音樂、談哲學，對很多作品和觀點都有高度的默契。童詩白的音樂天賦很高，小提琴拉得很好。原來在清華大學的時候，曾經在清華樂團擔任過小提琴手。我本來是比較內向的人，不愛主動與人交往，那時剛從布朗大學轉去童詩白所在的伊利諾州立大學，一切都很陌生，童詩白就主動聯繫我、照顧我，耶誕節的時候，還代表中國同學會去接我一起過耶誕節。那時候我們中國留學生搭夥做飯，每逢輪到童詩白做飯的日子，我就幫他洗菜、打下手，順便一起聊聊天。

正值童詩白即將博士畢業之際，朝鮮戰爭爆發了。他因參加了同在該校的華羅庚等人組織的“中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而上了當局的黑名單。主管留學生的院長漢密爾頓找他談話，威脅他說：敵對國家公民擅自離開美國將受到罰款和監禁等嚴厲的處分，同時說，“你看我們美國培養你們那麼多年，你回去幫共產黨打我們美國人，說不定你一個人的作用要頂一個師，頂成千上萬士兵呢？你還是老老實實地在這兒待著吧！”這一番話引起了童詩白的深思，如何才能做到一個人頂成千上萬個士兵呢？他很快也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做一個教師，從事教育工作為祖國培養出優秀人才。

童詩白完成了學業，即刻找到一份好工作———到紐約布魯克林理工學院任教。他到了紐約給我寫了一紙“求婚信”，信裏似乎沒說什麼，最後畫上兩副碗筷，中間有花紋的碟子裏盛著一尾魚。說起來挺可笑，我們從相識到相知都是圍繞著吃飯、做飯，最終我們很自然地走在一起了。

1951年冬天，我們在伊利諾州立大學裏的教堂舉行了簡單而神聖的婚禮。童詩白請他的導師當主婚人，那位洋博導可是嚇壞了，他諄囑童詩白：“人生大事可要慎重、慎重！”遇事一向謹慎的童詩白，這回則是慎重又果斷。出席婚禮的還有我們倆的許多同窗好友。婚禮很簡單，但在我看來很隆重，我還親手為自己縫製了一件婚紗。

當時，美國對華人科學工作者看管得很嚴，每三個月就要向主管部門進行一次匯報，使當局隨時掌握他們的動向。直到1955年，一個假日，我和童詩白在乘車回家的路上，聽到了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上抗議美國扣押中國留學生的發言，當時非常興奮。頓時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腰板硬起來了，民族自豪感在心頭油然而生。後來，美國對留學生的政策有所改變，有很多同學都留在了美國。我們還是馬上做了決定：在美國過的總好像是試管嬰兒的生活，這樣的日子，不能再延續下去了，要馬上回國！我們先向移民局遞交了申請書，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離境，後又同意離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內。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這明明是阻撓。但思念“母親”的心太切了，我和童詩白毅然決定丟下兩人辛辛苦苦築起來的“窩”，匆忙啟程。當時縈繞在我們頭腦中的念頭只有一個，早日回到祖國母親的身邊去。“母親”再窮，也是自己的，兒女是不會嫌棄的；美國再闊也是人家的，寄人籬下的日子已經過夠了。只可惜我回國的時候，沒有來得及向導師威伯斯特教授道別……1955年6月，我和童詩白兩人和一批留學生從三藩市乘船，經香港回到了大陸。國務院向我們發了“歡迎回國參加建設”的證明信，在填寫志願、分配工作時，童詩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到清華大學電機系任教。我則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藝研究所工作。

在美國的七年，我一直沒有任何寫作的欲望，因為我感到那兒不屬於我，我永遠都不可能融入美國社會。而且那個環境也不容許我寫，我每天打工打得苦極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郵寄來的、巴金先生替我編的我的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頓時特別驚訝，感覺真是恍如隔世。

原文出處：http://news.bnu.edu.cn/bsrw/xzfc/30418.htm

七　“九葉”初綻

1960年，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調到北京師範大學教書，以後又參加“四清”運動。回國後我兩次下農村，接受改造。印象最深的是回農村。第一次，下放到山西農村半年。那時正是“大躍進”時期，當地領導天天帶著我們這些知識份子看農民吃酒席。圍著一個大圓桌，大家都在大吃大喝，向我們表明：“咱們農民也吃得上酒席啦！”實際上，此時正是大饑荒時期，這可說是中國農民的一次白日夢，一次幻想。當時農民每天淩晨四、五點鐘就要下地幹活，勞動強度極大，但吃的卻越來越少，到後來，只能喝稀的了。我也勞動，餓得渾身都腫了，而且走路都不對了，整個人完全脫形。一個土大夫說我的淋巴都爛掉了，我猜他的意思是淋巴結核。

第二次，我已在北師大當老師，正式插隊到農村，跟當地農民住在一個坑上。勞動結束後，那家的主婦在灶上燒一大鍋的水，只放一點點麵條。男勞動力可以吃上麵條，但她就是一碗接著一碗地喝湯。後來才知道，原來女勞動力只能喝麵湯。那位主婦偷偷地給我盛了一小碗麵條，說，“你是毛主席派來的，要給你吃好一點。”我很感激地接過來了。可因為這麵條沒油沒鹽，吃起來一點味道都沒有，我覺得難吃得很，越吃越慢。那位主婦極羡慕地看著我，還問：“你怎麼吃得一點都不香呀？”一聽這話，我就更心酸了。在她看來，“我要是能吃上一碗這樣的麵條就好了。”這是我吃過的最難受的一碗麵條。

當時，我們插隊的老師們全長著蝨子，因為根本不可能洗澡。所謂的廁所，都有兩個坑，一個小便，一個大便，小便完了，就得迅速地跳向另一個坑，否則就會把自己濺髒。這種最奇怪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那時的中國人口才六億人，中國的農民多麼偉大，多麼能夠忍辱負重！如果不去農村，我永遠不知道中國是什麼回事，還以為都跟上海一樣呢。

然而在“文革”中，寫詩成了詩人的罪狀。在一陣陣口號喧囂的白天過後，我獨自在自己的書房，借著降臨的夜幕，悄悄地將手頭惟一庋藏的一部《詩集：1942—1947》付之一炬。當時我很悲觀地想，此生再也不可能寫詩了，中國再也不需要詩歌了。那個年代，華夏大地有多少稀有善本、文物、古建築，都在頃刻間化為灰燼。往事不堪回首。“文革”期間，我很少和詩友談詩往來。

到了七十年代末，由曹辛之發出邀請，昔日的九位詩友才得以在京華相聚相識。曹辛之提議每人各選一組四十年代的詩作，出一本合集，書名就定作《九葉集》。此書于八十年代初出版，成為我國新詩覺醒的先聲。其時，以北島、舒婷為代表的詩壇新秀也衝破傳統藩籬，推動詩歌以嶄新的容姿，登上新時期的文壇。

1979年對我是十分重要的一年。當我知道我又可以投入寫作時，那種藝術的再生的強烈感覺使我飄然，好像我又開始了第二次生命。時代分配給我的任務，恰是我自青年時期開始而沒有時間完成的心願。我不想在結尾時給自己描繪一幅玫瑰色的未來遠景，但我也不因為自己失去了不少歲月而歎息。我需要的是不停地走下去，這個我有信心。現在我比任何時候都希望自己跑得快些，在自然允許的時間內多寫些詩和論文，更重要的是多思考。

就在九詩人在京聚會的當晚，我在回家的路上，在擁擠的公共汽車裏，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默默構思，以腹稿的形式寫下了擱筆四十年後的第一首詩：《詩啊，我又找到了你》———綠了，綠了，柳絲在顫抖/是早春透明的薄翅，掠過枝頭/為什麼人們看不見她/這輕盈的精靈，你在哪兒？在哪兒？/“在這兒，就在你心頭，”她輕聲回答……此後便一發不可收，幾年中相繼寫出二百多首新作，出版了《鄭敏詩集》、《心象》、《尋覓集》、《早晨，我在雨裏采花》等十餘部詩集與理論專著，形成了人生中第二個詩歌創作與理論的高峰。我感覺又回到了詩的時代。

原文出處：http://news.bnu.edu.cn/bsrw/xzfc/30683.htm

八　詩韻風華

從1949年以來，“九葉”大概是第一個以詩歌流派形式出來的詩群，具有開創意義，顯得很重要。後來，詩歌流派多起來了，也就不稀奇了。

為什麼叫“九葉”？《九葉集》出版在1981年。在這之前，大概是在1979年之後，國內開始有一種鬆動的、寫作自由的空氣，很濃厚。在這種空氣之下，人們真正地想到了“百花”，想到是否詩歌只能有一種正統的聲音。杜運燮、袁可嘉、王辛笛、唐祈、唐湜、陳敬容、曹辛之和我，一起在曹辛之家見面，想談一談如何把40年代的詩歌再印出來，使以後的詩歌群眾有機會重新讀到40年代的詩歌。坦率地說，當我去參加這個會的時候，還覺得它可能被看作是一場“黑會”，但我還是去了。

這次見面，我感到他們都是非常熱情、積極和充滿信心的。那次聚會我們還沒想出這本集子該叫什麼名字。第二次聚會，好像是在陳敬容家中。會上要求大家每人都想一個名字。後來王辛笛說，“我們是九個人，但總不能自己稱自己為九朵花吧，那我們就是九片葉子吧”。當時我記得艾青寫過一篇紀念中國新詩60年的文章。在文章中，老詩人以非常大度的姿態稱我們為當時四十年代的盆景。這說明，即使在最開明、開放的詩人的腦子裏，我們在40年代的詩不過是點綴式的盆景。用我們的葉子來扶持革命的紅花，所以我們就都接受了。當時我們決定由曹辛之來設計封面，詩集就叫做《九葉集》。

從心態上講，我們只能接受點綴、陪襯的這種地位，所以，我們想發表詩歌的話，只能在別人發表了一大批正統詩歌之後，擺上一兩首我們的詩。不過事情的發展有些出乎人的意料。後來杜運燮的一首詩《秋》引起了中國詩歌界一場大的運動，就是朦朧詩運動。這是始料不及的。沒想到，這一片葉子還掀起了一場風波。其實我們的詩在唐祈於西北民族學院教學中已經廣為推廣。他也把這些詩介紹給北島等詩人看，讓這些當時的朦朧詩人大吃了一驚。他們說：“我們想做的事情，40年代的詩人已經開始做了。”所以，朦朧詩是40年代詩歌風格的再現。

“九葉”的出現主要應歸功於曹辛之的組織和唐祈、王辛笛的信心。唐祈是我認識的詩人中最嚴肅、認真地關心中國新詩的。他如果還活著，在今天還會起很大的作用。

需要解釋的是，40年代的時候，我與其他幾位“九葉詩人”都還不認識呢。一直到70年代末，才和眾多詩人聚過兩三次，並不熟。即使到了80年代的時候，我們見面仍然很少，大家都在忙著改造思想，誰有空聚會？

另一方面，“九葉”裏畢業於西南聯大的並不多。我是一個。穆旦（查良錚）、杜運燮也就讀於西南聯大，但年紀比我大多了，不是同一屆的，我並不認識；後來，他倆去支援遠征軍，跑去印度了。袁可嘉也是西南聯大的，但比我小，我大學畢業都工作了，他才考上西南聯大，我只在錄取名單上看到過他的名字，沒有見過面。此外，曹辛之是復旦大學的，在上海辦刊，王辛笛、陳敬容、唐湜、唐祈也在上海。所以上海的曹辛之辦《新詩》雜誌，勸我在上面發表詩歌，就對我說：“我們是起一個‘南北對流’的作用。”

“九葉詩人”的風格個個不一樣。我的個人背景是哲學，師從過馮至；杜運燮是新華社的，受奧登的影響最大，更接近現實主義，還在抗戰時期寫過《滇緬公路》等詩作，他的詩不邊緣，不難懂；陳敬容受法國抒情詩人的影響，只是後來寫得較少了；唐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他的詩裏現實主義的成分多一些，很紅色革命；唐湜的專長是評論，理論很先鋒，很現代派；袁可嘉則受瑞恰茲影響最深，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藝批評當中；王辛笛的資格最老，是與卞之琳同時代的人，後來去了英國，結識了一些和他年齡相仿的英國詩人，並與艾略特以及英國當代三大詩人中的S•史本德、C•D•劉易士及繆爾等有來往……總的說來，我們的路並不一致，相同的就是背景都是40年代。說起來，就像曹辛之捏了一把茶葉，把我們撮在一塊。這些人裏，我一度跟陳敬容通信較多，可後來幾次變故，信都不知去哪里了。這本《九葉集》是解放以後中國的第一本流派詩集，封面是曹辛之做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詩集，現在看來裝幀仍然非常漂亮。這本書，是我們的復活。

因為穆旦1977年就去世了，在我們重新聚會之前已不在，走得太早，我沒有見過他。放眼整個40年代，穆旦的詩感情特別強烈，語言也特別強烈。他受西方現代派影響太大，思維西方化，文字也特別歐化，比較難懂。應該說，穆旦的東西我沒有很好理解，我跟他個人也沒有接觸。在當時他也的確是“九葉”中名聲最響的一個。按我的推測，可能是因為他最具有反叛精神，性格也強烈，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形成一種張力吧，所以大家印象深刻。

在《九葉集》中收錄的我的詩《金黃的稻束》是被讀者所熟知的一首詩———“金黃的稻束站在/割過的秋天的田裏/我想起無數個疲倦的母親/黃昏的路上我看見那皺了的美麗的臉/收穫日的滿月在/高聳的樹巔上/暮色裏，遠山/圍著我們的心邊/沒有一個雕像能比這更靜默/肩荷著那偉大的疲倦，你們/站在這伸向遠遠的一片/秋天的田裏低首沉思/靜默。靜默。歷史也不過是/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而你們，站在那兒/將成了人類的一個思想”。

這首詩寫在20世紀40年代，當時我正在戰時的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讀書。在一個昆明常有的金色黃昏，我從郊外往小西門裏小街旁的女生宿舍走去，當沿著一條流水和樹叢走著時，忽然右手閃進我的視野是一片開闊的稻田，一束束收割下的稻束，散開，站立在收割後的稻田裏，在夕陽中如同鍍金似的金黃，但它們都微垂著稻穗，顯得有些兒疲倦，有些兒寧靜，又有些兒寂寞，讓我想起安於奉獻的疲倦的母親們。舉目看遠處，只見微藍色的遠山，似遠又似近地圍繞著，那流水有聲無聲地汩汩流過，它的消逝感和金黃的稻束們的沉思凝靜形成對比，顯得不那麼偉大，而稻束們的沉思卻更是我們永久的思想。回憶40年代大學時的哲學課和文學課，它留在我心靈深處的不是具體的知識，而是哲學和文學，特別是詩，像釀成的酒，它香氣四溢，每當一個情景觸動我的靈魂時，我就為這種酒香所陶醉，身不由己地寫起詩來，也許這就是詩神對我的召喚吧。日後閱歷多了，思維也變得複雜起來，我的詩神也由一個青春的女神變成一位沉思的智者，他遞給我的不再是葡萄美酒，而是一種更濃烈的極香醇的白酒，我的詩有時有些不勝任，但生命是不會倒退的，正如江河，我只能向大海流去，永不返回。

原文出處：http://news.bnu.edu.cn/bsrw/xzfc/31792.ht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