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焦慮，我的博士論文有過一次主題的轉向。

論文提要口試階段，原本的論文計劃書要探討羅洛．梅對「焦慮」的哲學探索，但在之後研究階段，發現這個部分並不是羅洛．梅思想的核心，他關注的不是焦慮，而是「焦慮的人」。

焦慮只是一種現象，但人為什麼會焦慮？這牽涉到人的特質，牽涉到人的本性，牽涉到我們是否對人有一個更完整的認識。

羅洛．梅發現，焦慮是人的本性，只有非人的存在才能免於焦慮。當我們確定這一點，我們才能妥當定位心理治療的方向。

既然焦慮是人的本性，那麼治療焦慮就不該以「消除焦慮」為目標，因為這個目標是不現實的。

故存在心理治療在治療焦慮方面，強調的是幫助一個人學會「在焦慮中生活」。

2020迄今，我感受到疫情帶來的焦慮瀰漫在社會中，這分焦慮帶來的擠壓跟扭曲，隨疫情變化，時而濃烈，時而稀薄。

焦慮的氣氛剝奪求生所需的氧氣，焦慮帶來的生存壓力，不只我在承受，還有很多人在承受著。這分焦慮，以及連帶的恐懼、不安、仇恨等等，就像一把把凶器，被不同的人們利用。有的人以此傷害他人，有的人則劃傷自己。

然而，焦慮可以成為助人的信號，也可以成為傷人的武器。焦慮可以使人彼此聯繫，形成共同對抗傷痛的同盟。焦慮也能逼使人們互相撕扯，使彼此變成水火不容的敵人。

疫情帶來部落主義，國與國之間互相推諉、指責。如今，大至不同省市，小至小區，甚至樓道、鄰里之間也逐漸出現彼此謾罵、指責的態勢。這種態勢除了讓人不安，更讓人心寒，乃至於心痛。

應對疫情，靠的應該是科學，是現代醫學與公共衛生的防疫成果。由情緒和少數人意志作為防疫的前提，這在我看來是不可靠的。

我想現在這個群體之間互相撕裂的局面，其傷害是否已經超越疫情本身的傷害呢？我不敢說，但我真心希望有關當局要審慎面對當前的境況，回歸科學防疫的原則。

近期的疫情，有許多應該由相關專家解釋的問題，專家解釋了，但他們的聲音卻不見得被聽見。

我想，這時候更需要有渠道讓公衛、流行病學等方面的專家出來發聲。正確且全面地解釋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地疫情的相關數據。以香港為例，死亡率背後的數字，比如感染奧米克戎過世的往生者，其年齡平均為85歲，並且多沒有註射疫苗。 40歲以下且完成疫苗注射的死亡率為0。

除此之外，正確與全面地解讀新加坡等地通過疫苗等方式的防疫效果。新冠的副作用，影響生育等副作用比率有多低，而輕症與無症狀感染者復原後又有多少並未出現副作用。同時這些感染者，他們往往只需要在家休養即可，更能把醫療資源讓極少數的重症患者、其他患有更致命疾病的患者，以及急診患者。 （要知道，這些人並不僅僅是老人而已）。

除此之外回歸科學與醫學成果，將網路上種種謠言加以駁斥的說明，皆有望降低民眾的焦慮，同時達到維護民眾生命安全，以及心理健康的效果。

因為焦慮讓人不相信科學，不相信他者，人們沒有一個內在真正可以相信的東西。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一個誰也不信的人，他其實也不相信自己。這是極致的焦慮處境，也是不少人容易情緒失控、失眠、性慾低落的原因。

回到開頭，我提到的《世界奇妙物語》播放過的那則故事。

此刻，我又想起另外一則故事。

鄭淵潔曾經寫過一則故事，故事描述有輛公車堵在路上。有些乘客想要下車，司機告訴乘客，到下一站才能下。乘客們想：「那就再等一下唄！」結果，這一等就是好幾年，於是公車上有些乘客結了婚，甚至在車上生了孩子。

我在讀這個故事的時候，腦中有個疑惑，「為什麼沒有人不顧司機的指示，推開車門或打破車窗下車呢？」

我以為鄭淵潔也好，那則《世界奇妙物語》的編劇也罷，他們都在表述某種人的生存狀態。

有些人長期以來，他們內在提出問題的能力被削弱了，他們習慣於服從。這種變化，好聽叫「接受現實」，難听就是「失去自我」。

在我看來，這就是為什麼媒體上某些人提到結婚和生育，就避之唯恐不及。他們都焦慮且恐懼，都不希望失去自由，但在他們眼前的選擇卻只會帶來剝奪自由的後果。

當然，對於有能力追求自身幸福的人，他們能夠更好的應對這分焦慮，所以他們不會成天訴說「結婚就是給男人當免費子宮」，或是「結婚就是幫別人養老婆」的論調。

當一個人沉浸在焦慮中，他就沒辦法對真正的自由進行反思。那些強調「結婚要有某種前提」，比如房子、車子等等的表達，都是在說：「我要販賣自由了！我希望我的自由賣到一個好價錢！這樣我就甘心了！」

這是對自由的放棄，也就是在放棄自己。

反之，為何某些人結婚是喜悅的，並能在婚姻狀態中保持幸福的狀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一個人無論是否單身，如果他能把握自身的自由，以其真我活著。那麼當他和另一個人一起生活，這種生活是個人自由的延伸，而不是退縮。

談到關係，人與人的關係，或者國家與國民的關係，都是「權力」關係。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當我們談到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實則我們在談的是「人民的權力」，更廣泛的說就是「人權」。

之所以國家會產生，出現軍隊、警察等機構，在於人民為了保衛自身的權力，故將部分權力讓渡給國家。

這在歷史上有一個脈絡。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國家有保障生命權的義務，故只要國家能夠達到保衛人民的生命權，人民就應該擁護其政權。

A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他認為國家不只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權，人民的財產權也該收到國家的保障。

其後，法國哲學家盧梭認為生命、財產與自由權，皆為每個人不可剝奪的人權，國家當保護之。無法保障這三者的國家是不正義的。盧梭的思想成為後來法國大革命的推力，為現代人權、公民權的基礎。

自由，是存在心理治療的核心觀點。一個心理健康的人，他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活出了自由的狀態。而所謂自由，就是活出真實的自我。

當我們遇到一個人，他能讓我們感覺和他在一起仍是自由的，也就是和他在一起，雙方都還是能繼續做真正的自己，這種關係的結合。無論是婚姻、友誼或國家與國民，都符合存在心理治療的健康觀點。

見證近期發生的一切，我懇切希望我們能讓防疫回歸現代醫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正確且完整的說明，降低民眾對防疫的焦慮與恐懼，緩和當前人民之間的衝突、矛盾和部落主義的壁壘。

人心之毒的危害不亞於病毒，希望我們能通過科學與理性、合作與互助，度過這次難關。

這個難關，需要我們重新反思自由對我們的意義，反思「我是否活得自由？」，以及「我是否活得真實？」兩個問題。

如果在這兩個問題上，有人不給你反思的機會，而是要你必須這樣做，或者那樣做。我會建議你，先給自己騰出一點空間好進行反思，好讓自己能夠聽取自己內心的聲音。

當我們能夠好好聽從內心的聲音，承認我們的焦慮，而不是著急尋找一個說服自己的答案，我們才能漸漸回歸對自我的真實感受，進而去感受他人的真實。進而，真正的關係才能展開。

人們才能重新開始互信，正如重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我能為自己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