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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1/31 06:14:58瀏覽128｜回應0｜推薦2 | |
| Excerpt：《孫康宜文集 第一卷——中西文學論述》 以下摘要分享其中一篇〈掩蓋與揭示〉，主題是關於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評論普魯斯特，不得不對於孫康宜教授閱讀的廣度和深度感到佩服。 又，讀到最後，才發現本文曾經在1996年的《聯合文學》刊載，而自己早已購入收藏。 書名：孫康宜文集【全套5冊】 作者：孫康宜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8/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4581 內容簡介 孫康宜文集全套五卷，各卷分別為：第一卷中西文學論述；第二卷文化散文、隨筆；第三卷自傳、性別研究、及其他；第四卷漢學研究專輯I；第五卷漢學研究專輯II。內容包含孫康宜先生的學術觀念、研究風格與散文思想中「現代」與「古典」的二重性。涵蓋孫康宜先生治學以來所有代表性著述，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六朝文學、晚明文學必備之書！ 【Excerpt】 〈掩蓋與揭示〉 ——克里斯特娃論普魯斯特的心理問題 文學批評的風潮也像服裝的流行一樣，通常一種新的發明由巴黎開始，就隨著一陣風吹向美國，轉而傳向世界其他各地，當年德里達諸人所發起的解構主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現在時過鏡遷，人們已經熟悉（甚至厭倦）了各種「新」的批評風尚，自然就有渴望「更新」的希求。目前法國學院派最盛行的文學研究正是一種「煥然一新」的闡釋方法，即所謂「演進批評」（geneticcriticism）。 「演進批評」主旨在研究個別作家的文本的演進，那就是通過對作者手稿以及各個版本的比較，並從其刪改、更正、遲疑的跡象中來探討作者複雜的心路歷程。從某一意義來講，「演進批評」是對多年來盛行於美國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挑戰。「新批評」家以為文本是固定不變的藝術成品，「演進批評」家卻強調文本的流動性（fluidity），因為所謂「定本」（definitive version）其實是個十分靠不住的觀念。有趣的是，這種「演進批評」對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來說，不僅是似曾相識，簡直是司空見慣。兩百年來的「紅學」基本上建立在諸版本的發現與研究上，從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直到胡適所作的《紅樓夢》考證，紅學家幾乎千篇一律地把精力花在鑑定版本形成經過、續書問題以及比較諸版本的出入問題上。所謂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甲辰本、全抄本、靖藏本、程乙本等，其版本之繁之多，足令讀者眼花撩亂。究竟何者為「定本」？至今仍無人敢斷定，關鍵問題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屢次刪改文本，他自己說「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一直到他去世時，仍然沒有完成改訂的過程，真是：「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巧合的是，法國也出了一個犯上「增刪癮」的痴情作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他也花了十多年的功夫，不斷撰寫刪改他的傳世巨作《追憶似水年華》，也在未完成定本校刪時離開了人世。對目前熱衷於「演進批評」的法國學者們來說，普魯斯特所留下的無數手稿、各種各樣的版本以及散布於各處的筆記，都成為批評家施展想像力的主要素材。於是，一時洛陽紙貴，出版社爭先恐後地發行許多新的「普魯斯特作品校輯」一類的書籍。這股法國的「普學熱」自然使人想起中國的「紅學熱」，但不同的是，「紅學熱」較注重小說與曹家關係的考證（即余英時所謂的「曹學」），「普學熱」則專注於小說中，作者字裡行間撰寫與增刪的心理分析。如果說傳統的紅學是一種考據學，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目前法國流行的「普學」就是一種文學的心理分析學。 一向以符號學理論及語言分析著稱的法國心理學家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很自然地成為「演進批評」影響下的「普學」主導人物。她於一九九四年在法國出版了有關普魯斯特的專書，此書英譯本Time And Sense: Proust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Columbia, 1996 ） ，又隨即在美國出版，立刻被譽為是有史以來研究普魯斯特小說「最偉大」（grandest）、「最富探索性」（most searching） 的著作。克里斯特娃採取的闡釋方式，其實就是她一貫使用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語言分析，她一向以為語言不能被孤立地分析，它必須被放在上下文中，被當成「複雜的意指過程」來分析。用這種方式來分析普魯斯特的小說是最理想不過了，因為普氏的作品中充滿了複雜的詞語、句型與涵義，再加上各個不同版本所提供的諸種線索，也無形中豐富了「互文性」的效果。克里斯特娃以一個精神分析家的身分，居然能在文學批評界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乃是因為她善用這種「互文性」的語言分析。 在這本研究普魯斯特的專著中，克里斯特娃特別注重文本中「性」的主題與作者心理的分析，因愛為她說：「一個人的性是與他的精神整體息息相關的。」事實上，普氏的同性戀問題早已成為法國學者的研究主題，從六○年代的克布（Kolb）到七○年代的波內特（Bonnet）和巴德克（Bardéche）幾乎所有研究普魯斯特的法國人都專注於普氏與同性戀的探討。而近年來，由於普氏書信的陸續出版和流傳，廣大讀者也已熟知此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生前，普魯斯特通常是以一種掩蓋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性問題的。與紀德（André Gide）和王爾德（Oscar Wilde）諸位同性戀朋友不同，普氏通常不會公開承認自己的同性戀傾向，甚至在小說中故意嘲弄男同性戀者，以求達到「隱蔽」的效果。至於一個人對自己的性偏好究竟應當隱蔽還是公開，這絕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種表達方式的問題。尤其在藝術的表達上，某種程度的「掩蓋」常常成為打開心扉的理想管道——正如王爾德所說：「給我一個面具，我就向你說真話。」 無論如何，如果說普魯斯特採取的是一種「掩蓋」的策略，那麼研究普氏的學者們使用的正是一種相反的策略，因為他們以「揭示」為目的，不但要設法把作者的生平經驗和小說情節連繫起來，而且還要凡事對號入座。作為一位心理學家兼文學評論家，克里斯特娃自然是個揭示者，但她的揭示方式與一般傳記作者有所不同，她不喜歡用傳統考證的闡釋方法來分析普氏及其小說。在她的書中，她扮演著一個心理醫師的角色，她在設法幫助一個名叫「普魯斯特」的內向型人物，使他慢慢地揭露出久藏於內心的秘密。 克里斯特娃單刀直入地指出，普魯斯特的同性戀根源於「戀母情結」所造成的「性行為倒錯」（sexualinversion）：他對母親既感到迷戀又存罪惡感，而他的同性戀關係也傾向於一種愛恨交加的複雜關係。因此克氏發現，在《追憶似水年華》（尤其是〈索多姆和戈摩爾〉一卷）中，不少有關同性戀的描寫都斷斷續續地引入了「母親」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後來改寫的稿本中，普魯斯特居然還增補了一段有關「褻瀆母親」的文字。但在更多的情況下，普魯斯特還是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把他對母親的特殊感情分化到不同的角色身上。例如，克氏以為書中有關外祖母生病與去世的一段，實際上寫的是作者對自己母親的懷念，原來，在實際生活中，普魯斯特在他母親死後痛不欲生，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 在我母親死後，我曾想過設法毀滅我自己。我不想自殺，因為我不願意讓自己成為報紙中的新聞人物，於是我就不吃不睡，聽任自己慢慢走向死亡。但後來我意識到，如果我就這樣死去，我會永遠失去對母親的記憶「—對她那獨一無二的熱情的記憶。失去對她的記憶等於把她推向第二次死亡，一個激底與世決裂的死亡。果真如此，我就犯了可怕的就母罪。 母親的死使普魯斯特幾乎活不下去，他後來不得不找心理醫生幫忙。但在醫院住了六星期後，他發現醫學無法治療他的心病，只好另尋出路。 最後是寫作救了他。他母親死於一九〇五年，三年後，他終於開始《追憶似水年華》的構思，於一九〇九年正式動筆。沒想到一開始動筆就停不住了，小說一冊一冊地出版，一冊一冊地修改、補充、重寫，一直到他離世的前夕（一九二二年），他仍然沒有把這部巨型小說的最後幾卷改寫完畢。在世界文學史上，像這樣一部規模宏大（全書七卷，二百萬字左右）、有血有肉的小說，恐怕除了中國的《紅樓夢》之外，很難找到它的對手。在普魯斯特的身上，我們真正看到了藝術的力量：一個人即使在生死關頭，也可以通過藝術來自我治療。在作者的創作過程中，他可以把現實中感受到的痛苦轉變為豐豆富的藝術形象，從而體驗到一種心靈的淨化和解脫。 然而，雖然母親的死觸發了普魯斯特撰寫《追憶》的最初靈感，但真正使這部小說最終達到如此深度的原動力，卻可能來自於作者本身所經歷的一段愛情悲劇。 一九一三年，正當普魯斯特寫完《追憶》的首卷初稿〈在斯萬家那邊〉時，他的私生活突然來了一個急轉彎。幾年來，由於決心閉門著述，多病的他已開始過著與世隔絕的清淡生活，他以為自己從此不再有激情的蕩漾，因為欲望與誘惑好像已漸漸離他遠去，唯一的誘惑是回憶的誘惑——那就是希望通過各種感官的聯想來重新經驗「過去」。然而，命運好像給他另一種安排，就在他以為此生不會再被愛激動時，他竟出其不意地跌入情網，而且跌得很重，全神投入而無以自拔。對方是個名叫阿佛列（Alfred Agostinelli）的男子，從前曾做過普魯斯特的司機，但一九一三年一月起開始做他的私人秘書。儘管阿佛列已有妻子（或許只是情婦），普魯斯特還是不由自主地與他談戀愛，這是普魯斯特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如此深情地談戀愛、如此熾熱地追求一個人。他覺得人生走到這個階段，幸而遇到自己的至愛，決定不顧一切後果，要克服各種外在的障礙去努力活出一段多彩多姿的愛情。誰能預料到，命運又一次很殘酷地捉弄了人，幾個月之後，一九一四年五月間，阿佛列因學習駕駛飛機，不幸遇空難身亡，死時才二十六歲。 據考證，後來普魯斯特把他對阿佛列的思念以及兩人所踏過的每一處痕跡都寫進了《追憶》中，而他之所以不斷改寫小說細節，最後即使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仍然繼續整理手稿的原因，大部分是出於對阿佛列的痴心懷念。 許多研究普魯斯特的學者都認為《追憶》中的主人公（即自稱「我」的馬塞爾）的情人阿爾貝蒂娜（Albertine）小姐，就是現實中的阿佛列。這個說法頗令人信服，因為在一九一三年以前，無論在首章的稿本中或是全書的綱要中，都不見有阿爾貝蒂娜的影子，所以阿爾貝蒂娜是普魯斯特於一九一三年與阿佛列正在熱戀時才創造的新角色。尤其重要的是，這個新角色在小說中所占的地位與實際生活中，阿佛列在普氏心中所占的地位相同，我們發現在小說的後半部，阿爾貝蒂娜一躍而成為女主角，與書中的「我」平分秋色，尤其在〈女囚〉、〈女逃亡者〉諸卷中，不少情節及主題頗與阿佛列的實際經驗相符。例如，阿爾貝蒂娜的出走與阿佛列死前不久的出走如出一轍，而且前者騎馬摔傷而死，其情況與後者突遇空難極為相似。從現存的書信中，我們還知道普魯斯特在阿佛列逝世的當天，曾以預言方式的筆調在信中將心上人的飛機取名為「天鵝」，乃取馬拉美（Staphane Mallarmé）詩中「被流放的天鵝」（Swan）之意： ……牠是個幻象， 牠的亮光引牠到達此地。 牠完全靜止不動， 在這個冰冷的夢中， 天鹅發出輕蔑的神情。 在這個無用的流放中。 在小說中，主人公也在給阿爾貝蒂娜的一封信中提到馬拉美詩中的「天鵝」，只是「天鵝」已變成了阿爾貝蒂娜遊艇的名稱。 真實生活與小說之間的連繫，終於揭示了許多普魯斯特的心底秘密，有趣的是，為了掩蓋他的同性戀的真相，作者很巧妙地運用一種「變性」方法，把男性的阿佛列變成女性的阿爾貝蒂娜。這樣在小說中，作者就可以安心地去除戒心，去做他真正的「自白」（confession）了。這種「掩蓋」的美學本是小說家慣用的手法，它使真實的人生片段被改頭換面，轉而變成客觀化的藝術產品。它也使作者在創造與改造的過程中，重新去活一次「過去」的經驗，重新整理一次記憶中的甜酸苦辣。 但與一般學者不同，克里斯特娃不喜歡用對號入座的方法把《追憶》中的阿爾貝蒂娜角色還原為實際生活中的阿佛列。克氏以為阿爾貝蒂娜更多地代表著作者本人的「真正自我」（trueself），也可說是普魯斯特的面具或代言人。在小說中，阿爾貝蒂娜被描寫成一個多情而又複雜莫測的年輕女子，她既愛男人也愛女人，是個名副其實的雙性戀者。而在許多情況下，她與其他女人之間的戀情顯得特別投入而全面，因而引起書中主人公的多次嫉妒與反感。具諷刺意味的是，通過一個像阿爾貝蒂娜那樣的特殊角色，作者正可以盡情地吐露他自己身為同性戀者的真正心情。與阿爾貝蒂娜相同，普魯斯特一向視自己為社會中的邊緣人物，常與世俗的成規格格不入。因此，在某一程度上，阿爾貝蒂娜的性慾「倒錯」，正好反映了作者內心的「女性化」邊緣人的複雜心態。克里斯特娃解釋道： 把阿爾貝蒂娜僅看成是……阿佛列的替身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為阿爾貝蒂娜這角色代表著更多的意義……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看見小說中的「我」的同性戀之陰性面。由於身為阿爾貝蒂娜的知己，一個洞悉她的喜怒善惡的人，書中主人公暗地裡得到一種扮演女性的快感…… …… 如何從嫉妒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克里斯特娃認為這正是《追憶》中的一大主題。整部小說的後半部都可說是針對此問題的回應與敘述。 首先，書中主人公再三提醒自己，要從這種要命的心理困境中超脫出來，就應當把嫉妒的迷惑改變為自我的心理分析。隨著時光的流轉，他漸漸能清醒地領悟到，原來嫉妒的產生與被愛者的真正存在沒有太大的關係。嫉妒出於愛者本人想像中的幻覺，而這幻覺也就是禍首： 我的嫉妒由心中的意象（mental images）而生，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折磨，與可能性完全不相干……每次我和阿爾貝蒂娜出去，只要她稍稍離開我一會兒，我就會惴惴不安，我揣想她也許是在和什麼人說話，或者是在拿眼風瞧什麼人……遺憾的是，即使與外界生活隔絕，內心世界也會滋生種種事端，即使我不陪阿爾貝蒂娜出去，獨自在家遐想，紛遝的思緒中時而也會冒出一鳞半爪，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東西，它們像一塊磁鐵那樣，把未知世界的某些蛛絲馬跡牢牢地吸住，從此成了痛苦的淵藪。哪怕我們生活在密封艙裡，意念的聯想和回憶，仍然起作用…… 就這樣經過多次的自省與分析，主人公終於想出一個解救自我的秘方，那就是與其活在「無用的、令人疲乏不堪的」嫉妒的想像中，還不如把這種想像化為創作小說素材的想像，從而建立一個新的「廣大而奧秘無邊的世界」。 所以最終的解答是：寫作才是自我治療的不二法門。而在這一點上，《追憶》中的主人公儼然成為普魯斯特的化身，他已從一個普通的角色變成一個創造小說情節的「敘述者」（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馬塞爾與普魯斯特的名字相同）。與早死的斯萬不同，主人公有幸藉著長時間的思考和追憶，把自己從痛苦的旋渦中解脫出來。從前他是自己欲望的「奴隷」，現在他卻成為策劃故事情節的「主人」；從前他是耽慾的、無知的，現在卻是理智的、充滿智慧的。由此他深深理解到藝術的淨化人心的功能，是藝術把吞噬人心的情慾轉變為鼓舞人心的動力，把稍縱即逝的幻覺化為永恆的文學。 所以偉大的作家普魯斯特心甘情願地把他的後半生花在小說的撰寫上，他深居簡出，閉門寫作，終於寫出一部極其龐大的多卷本小說。與《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相同，普魯斯特認為寫作永遠是一種未完成的藝術創作，他不斷地改寫，不斷地重整，一直到死亡來臨的前夕。 原載《聯合文學》一九九六年十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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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