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國民教育

明永昌(2012-07-17)

因為香港的國民教育近日又鬧得沸沸揚揚，我開始努力思索，這些年在新加坡受到過怎樣的國民教育，回歸中國15年的香港，年輕一代又需要怎樣的國民教育？

香港將於9月試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而香港教育局資助營運的國民教育中心推出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備受爭議。最為人詬病的是教材一方面大篇幅唱好中國政制，包括形容執政集團“進步、無私與團結”，並指其“民本思想”、“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等理念“均是社會科學所言的理想型”；另一方面又指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難免讓人覺得不僅極力美化中共，還竭力醜化美國。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去年5月還曾出版同為“國情專題”系列的《十二五規劃》教學手冊，介紹中國“十二五”規劃的背景和重點內容，但兩本教材的性質卻大不同。《十二五規劃》主要是整理事實(facts)，把十二五規劃內容以較簡單易懂的方式呈現，但《中國模式》更多是整理觀點（viewpoints）和概念（concepts）。

　　引用原著以偏概全

雖然《中國模式》教材列出的參考書目中包括俞可平、辛向陽、趙啟正、鄭永年、張西立等各家之見，但似乎都只取其對“中國模式”的正面評價。例如“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一說是源自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研究，他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書中指出，中國人因為歷史因素發展出單一執政集團，理想模式是執政集團堅持民本，做到進步、無私與團結，但也承認目前中共正面對官員貪腐退化、法治不健全等問題，仍有缺陷要改善。教材引用原著時卻以偏概全，還有曲解本意之嫌。

對於國民教育，我依稀記得，1990年乍到新加坡時，學校的升旗儀式、唱國歌和念信約對我來說都是新鮮事。雖然當時還不是公民，但不記得自己小時候有追問過為何要做這些事，正如此前在香港唸書時，也沒有質疑為何讀教會學校，不是信徒也照樣學唱聖詩，上宗教課，考試要背默聖經金句等。但當時在港的殖民地教育不要求學生學唱英國國歌或向英國國旗敬禮；學生無需宣誓效忠英女皇，而中文課本里一篇篇有關古人忠孝禮義、廉孝仁信的故事，更像是在教育學生如何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學校不教英國歷史，而其中國歷史教材在我看來比中國大陸或台灣同期的歷史教材都中肯和反映史實。

　　教材得避免泛政治化

而這22年在新加坡，國家通過學校採取了哪些手段給我灌輸了國民教育，我已無法逐一累數，但國家希望通過國民教育傳達什麼信息，我想我還是能列舉一二。例如通過對新加坡是缺乏天然資源的蕞爾小國的認知，了解到國家在發​​展上的挑戰與限制；作為一個多元種族、多元宗教的社會，各種族間必須求同存異、和諧相處；還有從英國殖民統治和日本佔領的歷史中吸取教訓，要自力更生、居安思危，認同兵役制度等。

每當國民教育在香港推行遇到困難，就有輿論以“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新加坡等其他國家“也十分重視國民教育”等理由說明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必要性。但問題其實不在於重視與否，而是教什麼、目的是什麼、有怎樣的效果。或許港府此前以為，國民教育教材的編撰工作由香港“愛國左派”負責就必定勝任有餘，但事實證明以露骨的讚美和奉承“正面積極認識國家”的作法在香港只會適得其反。香港應制訂具本地特色的國民教育，而這項工作需要廣泛徵求香港教育界的意見。

其實，目前學術界對是否存在“中國模式”仍有爭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3月也曾表示，“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發展是一種模式”。香港的國民教育規劃者為何還要片面教授這套模式？如果說新加坡的國民教育有什麼值得香港參考的地方，那應該是懂得“點到為止”，讓學生了解國家建設與維護的基本精神和價值觀，不急於把大量未經歷史積澱的當下“國情”與議論都編成一面之辭的官方教材。在避免學生被“泛政治化”之前，國民教育和其教材本身得先避免泛政治化。

*wcming@sph.com.sg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