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須力戒“專業問題政治化”

[邱震海] (2012-07-13)

邱震海

６月底、7月初，中國公安部分三期對2010年以來新任的1400名市縣兩級公安局長進行集中輪訓，這是繼2009年、2010年以來又一次針對全國新任公安局長的培訓。據悉，提高一線執法者能力，維護地方穩定發展是培訓的主題。

其實，即便沒有維穩任務，一線公安負責人的培訓也屬於地方治安的重要任務，這在任何國家和社會皆如此。但在中國目前特殊的維穩壓力下，地方公安的培訓就成了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問題。這背後根本問題，還在於維穩不但已成為當今的頭號任務之一，而且甚至還已成為影響政權存亡的生死工程。

但這是當今中國一個極大的誤解，其來源於對今天中國轉型的深層規律缺乏實實在在的研究。記得去年這個時候，筆者曾在《聯合早報》發表一篇文章《認真研究中國轉型的深層規律》。今天，筆者仍順著這一思路繼續展開分析。

德國十九世紀末經驗值得研究

今天存在著兩個中國，一個是巨大成績的中國，另一個是巨大問題的中國；兩個中國都是真實的，而且這兩個中國正在展開賽跑。

就巨大問題的中國而言，今天中國的問題從一個側面看已十分嚴重，甚至已嚴重到威脅政權存亡的程度；但就另一個側面看，今天中國的問題又很正常，它除了中國特殊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轉型的特點之外，其他的問題主要都是中國在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迅速轉型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過程中所必然經歷的問題。

筆者曾在很多場合總結過今天中國正在經歷的三個轉型：一是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二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三是從封閉的社會向日益開放的公民社會的轉型。就第一個轉型而言，人類歷史上的許多國家都已有過經驗，筆者去年在《轉型的中國須紮紮實實研究歐洲》一文中已有闡述。

其間，德國從1870年到1914年的經驗尤其值得研究。當時，德國也正處於工業化後二、三十年間進入城市化的階段，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其時，德國剛剛統一，各種內外壓力也持續而來。再加上當時正是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方興未艾的時期，用今天中國的政治語言來說，這是“敵對勢力利用轉型期的矛盾興風作浪”。因此，當時的德國首相俾斯麥承受的壓力，絲毫不亞於今天北京中南海裡的人們。

然而，前些年凡是從中國到德國考察的人們，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產生在德國，但最終卻沒有在德國取得成功？其間的奧妙就在於：俾斯麥執政的二十年間，既以政治的手段對待意識形態對手，同時更以專業的手法改善德國本身的社會問題，一系列今天在德國和歐洲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險、企業勞資談判機制和社會自治措施，都是在那個時代建立起來的。所以，馬克思雖然為自早期資本主義開出了“藥方”，但作為“敵對勢力”，馬克思的“藥方”去並沒能在他的祖國開花結果，其背後俾斯麥的二十年可謂“功不可沒”。因此，撇除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分歧，僅就事物的專業層面而言，俾斯麥的二十年在消除因轉型而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尤其是防止其“為敵對勢力利用”方面，值得今天中國的當政者好好研究。

研究轉型邏輯，回歸專業本身

這就是筆者提出的觀點，今天的中國，需要倡導“政治問題專業化”，而要防止“專業問題政治化”。一個原本看上去似乎十分複雜的政治問題，其實拆解開來看，是一個很複雜​​的專業問題。只要把專業問題的邏輯理清了，政治上的紛擾也就消解了一大半；但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對專業問題展開研究，或者當專業上無法提供解釋和方案時，便只能訴諸政治情緒了。

當然，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就經濟和政治體制轉型而言，要較當年的德國複雜很多；但畢竟就所謂“敵對勢力”而言，今天的中國遠沒有形成一股直接針對體制和政權的意識形態力量，這與當年俾斯麥所承受的政治壓力，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國在安全領域裡的維穩以及在輿論領域裡的收緊，是典型的“專業問題政治化”的做法。從表面上看，中國今天面臨的社會穩定問題確實很嚴重，但分解開來看，這些問題中的絕大多數都來自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兩大類問題：一、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市場－政府－社會－法治”四位一體的關係沒有理順，尤其是政府高度介入市場所導致的腐敗和貧富不均現象，成為社會情緒失控的主要來源；二、在由原來封閉社會向開放的公民社會轉型過程中，忽略了對公民權利的尊重，也忽略了對社會的培育和信任。

上述兩大類問題中，第一類問題來源於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偏差。很長時間內，人們一直將市場經濟誤讀為市場化了的經濟形態。因此，中國市場經濟前些年存在著嚴重的迷信市場化的偏差，對此一些主流經濟學家難咎其責。這些學者早年學的都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深知其弊端，但卻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盲目迷信“市場化能解決一切”，並因此而影響了高層，由此嚴重忽視了政府須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功能。今天政府公共服務產品和角色缺位皆源於此。

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形態又絕非成熟的市場經濟，而是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需認真轉型的“怪胎”，其特點是政府依然強勢主導。迷信市場化導致政府角色嚴重缺位，而“怪胎型”市場經濟又導致政府角色嚴重越位。缺位的是政府應該承擔的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功能，而越位的則是政府應該退出的對市場的控制。

權利型公民vs計劃型政府

因此，高度市場化導致在醫療、教育、住房等這些本應由政府提供部分公共產品的領域裡，政府角色缺位，民怨沸騰；而與此同時，政府高度介入經濟雖為東亞經濟早期特徵，但政府角色的越位已顯現出其越來越嚴重的後果。

幾年前，當美歐政府都拯救經濟時，中國一位官員表示，這證明中國製度的優越性。這是對中國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市場角色的極大誤解。美歐經濟形態是成熟的市場經濟，而中國則是脫胎於計劃經濟的市場經濟“怪胎”，兩者不可同日而語；美歐的凱恩斯主義或社會市場經濟，與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也完全不可相比。

與此同時，當市場經濟導致公民權利訴求必然上升時，中國的政府角色卻依然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全盤控制模式。因此，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是“權利型公民vs計劃型政府”。當然，這裡的政府全盤控制不是指對經濟運行的控制，而是對社會運行的控制。

當權利型公民不斷湧現時，中國實際上早已存在一個由權利型公民組成的公民社會。只不過，這一社會很難量化，因而計劃型的政府也就寧可視而不見。政府一方面對公民社會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則對自身角色不願轉型，因而每當社會矛盾出現時，政府抱著陳舊的官民觀念，就寧可沖到第一線維穩，因而很快就與民眾短兵相接。豈不知，今天中國社會的許多矛盾表面上似乎對著政府，實際上卻對著一大堆無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載體往往是社會本身，而不是政府。

倡導“政治問題專業化”

如果中國有一個健康發展的公民社會，那麼這些問題很快就能通過社會層面得以博弈和舒緩；屆時，政府大可不必直接出面，而盡可在一定時候充當“和事佬”的調停角色。但今天的中國各級政府則似乎不明這一道理，因而事事願意沖在前頭，美其名曰為“維穩”，既把自己搞得很累，又毒化了官民關係，最後卻一個問題都沒有解決。

今天中國的許多問題，原本都是專業層面可以解決的；但由於沒有人在認認真真地研究專業問題，因而專業問題就被迅速政治化了。政府擔心失控而將原本可以在社會層面緩解的矛盾政治化，既維穩又收緊輿論，最後則是導致日益惡化的死循環；而自由派人士則將本來可以專業解決的中國轉型期問題，無限上綱至與現有執政黨的對抗，由此導致執政階層的更為敏感和激烈的反彈。

這就是筆者提出的觀點，今天的中國，需要倡導“政治問題專業化”，而要防止“專業問題政治化”。今天中國，無論是左右兩派，抑或是其他關心時政的人們，往往在對中國問題的本源還沒有研究清楚時就已先下了結論。於是，各種表面似是而非，但卻都對本質不甚了了的結論，就這樣開始了短兵相接。也許若干年後回頭看，今天的許多東西都搞錯了。

作者為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

如果中國有一個健康發展的公民社會，那麼這些問題很快就能通過社會層面得以博弈和舒緩；屆時，政府大可不必直接出面，而盡可在一定時候充當“和事佬”的調停角色。但今天的中國各級政府則似乎不明這一道理，因而事事願意沖在前頭，美其名曰為“維穩”，既把自己搞得很累，又毒化了官民關係，最後卻一個問題都沒有解決。

《聯合早報網》